辩护一方提交的无罪证据更能说明问题；还有一点，就是他今天来只是走个过场。这个过场不能太生硬，也不能太随意。想来想去，他摆出了一个蛮横的态度。也许这样的一个态度既能表达出公安机关不同意解除取保的姿态，还不会让孟强产生怀疑。
“关于辩护人刚才陈述的申请监督的理由，你有什么要说的？”李锐却是眉头一紧。这个刘龙不对劲呀。
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是常年打交道的。对于公安机关里每个人是个什么样的情况，还是比较了解的。这个刘龙可不是什么粗人，相反他的心思缜密，办事条理清楚。这次处理这件事如此生硬，比较反常。
于是刘龙越是什么也不说，李锐就越是让刘龙说。他要看看刘龙到底是打的什么算盘？
“我的意思说，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情形，其实孟强也是符合的。一旦罪名成立，他可能判处的刑罚一定在有期徒刑以上。”
“至于这个可能吗，需要办案机关来定义。至少从我们公安机关看来，孟强是有嫌疑的，他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可能是存在的。”刘龙无奈之下，还是说了一些理由。
“辩护人，公安机关的意见你听到了？”李锐说道。其实刘龙说的还是很有道理的。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犯罪嫌疑等等，其实在法院作出判决之前，就是一种可能性。
只有人民法院才定罪量刑。不过，之前刑事诉讼程序中，需要采取强制措施时，还是要采取的。因此这些强制措施的适用，严格上都是建立在一种犯罪可能的基础上的。
这种犯罪可能，最终由谁来把握？还不是由办案机关来掌握。当然也不是办案机关可以随意适用强制措施，如果案件办下来，证明嫌疑人是无罪的，错误采取强制措施的办案机关也是要承担责任的。
现在刘龙说，公安机关认为有可能，就对孟强采取取保候审，也说不上不对。只是未来若证明孟强无罪，则办案机关需要承担责任。
“我不同意公安机关的意见。”韩光明说道。
“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强制措施，一方面是为了保障侦查需要，有力打击犯罪；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障人权，限制侦查权力。如果把犯罪可能理解为一种纯粹主观的观点的话，也就意味着办案机关可以根据自己的主观判断随意适用强制措施，这明显是与刑事诉讼法保障人权的基本原则是相冲突的。”
“至少，犯罪可能要有一定的证据基础。本案中，公安机关对于孟强的怀疑，所依据的证据资料，在之前刑事诉讼环节，辩护人已经提交证据予以反驳。”
“辩护人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卷宗中的有罪事实并不成立。也就是说，卷宗中现有的有罪证据不具备证明孟强存在犯罪行为的证明基础。也无法与无罪证据相对抗。公安机关于孟强存在犯罪可能的判断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这种情况下，坚持对孟强继续采取取保候审，明显是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的。”
“刑事诉讼法，是一部程序法。目的就是规范刑事诉讼活动，限制办案机关权力，保障人权。如果允许办案机关随意采取强制措施，那么办案机关完全可以在不需要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只依据自己的猜测，就对公民适用刑事强制措施。这是完全不符合现代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的。”韩光明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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