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种对希望的压抑，让我能够直面这样的窘境，在面对现实的时候失落得少那么一点。
那场无疾而终的暗恋，从初二开始就生长在了我的体内，它停息过，却又无数次地苏醒过来。直到现在，我知道自己仍然活在这一场战争里，即使从头到尾对手都不过是我自己。
第一个发现这场小心翼翼的暗恋的人是我的爸爸。
那时候我已经很难再见爸爸一面，他整日整日地耗在医院里输着各种各样的瓶瓶罐罐，做身体的检查，为了不让妈妈发现我只能借着去舅舅家吃饭的空当偷偷地在病房里呆上一会儿。最常做的，就是画着画儿和爸爸聊天。
在我厚厚的画纸里夹着一张苏郁的画像，铅字的痕迹深深浅浅地勾勒着他英俊的脸颊。那天在医院，我趴在床前睡着了，他在厚厚的画纸里发现了那幅画像，然后问我，“染染，这个男生，是你的朋友吗？”
我大惊失色，像是最隐秘的**瞬间被侵犯，猛地从爸爸的手中抢走画纸，“你干什么乱翻我的东西！”
记忆里我从来没有对爸爸用那种语气和态度说过话，因为手足无措我拼了命地跑了出去，躲在车库和太平间的过道里，蹲下身子，偷偷地流着眼泪。过了一会，我整理好自己的面色，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地回家了。
我并没有想到那可能是我跟他说的最后一句话。
想来人生可能也是如此，我们总是在不经意间造成一些永远无法挽回的缺憾，在这一点上，我和林孤从来都有着不约而同的默契。
十岁那年，我照例和父亲林孤在操场上面做着游戏，我们跳房子累了，就并排坐在双杠上面吹风。林孤总能轻巧地翻上比我们高出一个头的双杠，我则只能靠着爸爸的托举才能够上去。爸爸和林孤比着赛，比谁能先坐上去，林孤自然是比不过健壮的爸爸的，他一向都是轻巧地一跃，就能带着我一起坐上去。可是那一天，等到林孤已经骄傲地坐在杆子上对我们笑了，爸爸还是没有能把脚跨上那两根栏杆。
我颓唐地回到家，一路上都没有给爸爸好脸色看，他有些愧疚地跟在我的后面，脚步零零落落，竟然还有些跟不上我，直到我们回到家里，他脱下鞋子，我才被眼前的景象吓到，我叫起来：“爸爸，你的脚怎么变得这么大了！”
“没事的，染染，可能只是不小心撞到哪儿所以肿起来了。”爸爸蹲下来安慰我。幼小的我轻信了他的话，竟然真的以为那只是普通的撞伤或者扭伤。
后来爸爸的脚终于肿到严重影响日常的生活，妈妈才着急地带着认识的医生来到家里做检查，那个下午我下课回家，家门半开着，里面传来他们的谈话声，
“是肾萎缩晚期，已经严重水肿，如果不尽快治疗，很有可能导致尿毒症等其他的病症。”
“要住院？”
“最好是住院观察。”
“接下来的疗程和检查大概会花笔不少的费用，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
妈妈与舅舅医院的医生谈着话，我狐疑地推开门，爸爸坐在沙发上，整条腿可怕地肿起来，我却觉得他变得瘦弱了好多。
然而对于小学的我而言，总以为只要不是癌症，任何病对于妈妈和舅舅而言都是轻而易举就能够治好的。小时候林孤对油漆过敏，她们家搬家装修的时候，她的全身上下都长出可怕的红色小点，被全班的同学笑话和挤兑，妈妈只是给她擦了两天的药，那些红斑就全都消失了。
所以那一刻的我，远远不知道即将迎来的灾难，只是责怪着爸爸，又要有一段日子不能陪我去放风筝了。
那时候的妈妈和舅舅都只是医院普通的医生，走了所有的关系也并没有让治疗费用减少些许，短短的一个月，我们就必须要从那个被妈妈装扮得漂亮的大房子里搬出来，住到了一个简陋的小房子里，但这样还是远远不够支付爸爸的治疗费用，等到医院终于找到可以匹配的肾源，我们却已经付不出任何一点儿钱来换肾了。这无疑给爸爸的病判了死刑。
我仍然记得在小房子里伴着一根小小的蜡烛度过的十二岁生日，那是我十二年来过得最惨淡的一个生日，妈妈说，“余染，对不起，今年生日我们没能给你准备礼物。”
我赌气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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