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就像一个圈，总是在循环。
从始皇一统天下起，所有华夏王朝中，无论曾经多么鼎盛多少辉煌，都没法越过三百年寿命这道坎。
因为严格来说，汉分东西，宋分南北，都是中间经历灭国，然后重建，基本上算是两个朝代。
每个王朝覆灭的原因似乎各有不同，但在赵孟启看来，根源上还是土地问题。
有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一个新兴王朝，大多是经过连年征战，横扫其他势力之后，才得以建立。
在王朝诞生之初，这时候人少地多，原有利益阶层被打碎，新的统治阶层还有朝气，朝廷中枢权威强盛，于是都会对土地进行重新分配，使耕者有其田。
秦汉是授田制，起初不允许土地买卖，主要以军功授田为土地分配方式，因此军队战斗力无比强横。
隋唐是均田制，同样不准买卖，由国家平均分配土地，当一个男丁成年后，就会被授予规定的田亩，等死亡之后，由国家收回，改授他人，在这个基础上采用的府兵制，也让军队所向无敌。
但是，世事都是在发展的，制度本身就未必完美，管理执行方面，也会随着时间也会慢慢驰坏，开始出现严重的土地兼并，担负着主要税赋的自耕农日益减少。
加上土地是有限的，而人口却是一直增多的，人地矛盾无法调和的时候，也就是王朝开始走向没落的时候。
中唐时，藩镇割据导致了均田制的彻底被破坏，土地兼并毫无限制，沉重的税赋逼得百姓不得不奋起抗争，社会陷入剧烈动荡，近百年战乱不休。
在这样的背景下，宋朝依靠大地主的支持，最终取得政权，自然无法去损害大地主的利益，因此只能采取不立田制的政策，继承了唐的官田，又肯定承认豪强地主所占土地的合法所有权，形成事实上的土地两田制度。
其实若是真正做到按土地收税，这种制度问题也不大，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松弛了人身依附关系，促进了工商业的快速发展。
可问题是，豪强地主就是权势阶层，统治阶层，人性的贪欲和自私，让他们通过种种办法来逃避转嫁赋税。
偏偏宋代又面临着强大的外部威胁，不得不保持高昂的军事开支，若是财政崩溃，那国防也就随之崩塌，外敌可以长驱直入，亡国灭种。
因此，赵孟启想要挽天倾的话，不得不尝试着改变土地制度。
他倒是想干脆学后世打土豪分田地，可实力不允许，他本身就是统治阶层的代表，权力基础正是官僚地主们，恐怕他刚把口号喊出，就得立刻暴毙，或许是吃了不知名的仙丹啊，或许是不小心掉水里了啊……
他能做的，就是在现行制度上，做一些看起来并不突兀的改良。
此时的大宋，在土地经营方式上，是以租佃经营为主，七成以上的农田都是如此，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农民都是租田为生。
由于土地自由买卖，这些土地未必全是官僚豪强占有的，在民间有许多通过工商业致富的百姓，也会购买田产，毕竟土地是比贵金属还保值的资产。
就像后世，有钱人喜欢多买房产一样的道理。
原则上来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土地的所有权都归皇帝，或者国家，因此便有了收取赋税的权利。
而其他人只是对土地有‘占有权’和‘使用权’，地主凭借占有权取得收益，农民依靠使用权获得收益，三者既相对立，又相互依存。
只不过现在是豪强大地主无视了国家的所有权，并对实际使用田地的农民极尽压榨，破坏了生态平衡。
于是赵孟启摸索着，想建立一个三者可以和谐的分配模式。
打个比方来说，他用五万亩地建立一个田庄，名义上由赵葙所有，以取得赵官家及皇室的支持，防止被侵吞。
实际上成立商业化的机构进行经营管理，然后把占有权资本化，票卷化，满足有钱人的投资需求，再用合适的方式交给农民来耕作生产。
最后其中大约五成利益分给种地的农民，其中两成分给投资人，另外三成则是管理、生产成本、税赋等等。
这时候的租佃主要有两种形式，分成制和定额制。
分成是扣除农税和种子后，佃客与地主按成分配，一般都是对半分，会因生产工具由哪方所出有一定浮动，
定额就简单些，佃客向地主缴纳定额地租，不论年成好坏，余额全归佃客所有，但佃客可能要负担税赋。
而赵孟启这个方式，田庄将成为纳税主体，统一缴纳所有该交的税赋，甚至包含了农民的其他徭役杂税在内，而投资人和农民都不用再担负税赋。
也正是因为这样，五成的纯收益肯定能受到佃客的欢迎，而投资人相比以前的地主，看起来是减少了一些收益比例，却省去了管理成本，少了许多麻烦，这份收入还是光明正大合理合法。
“到时候，会发行田卷，目前要用粮食来买，二十石一亩田卷，每年到田庄领取两成免税收益，并且田卷可以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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