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当孙义成提出独立支队所有干部军官都要进行各项考核，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计划后，几位新同志对孙义成更是感觉高深莫测，心下里再也不敢有小觑之心。
人都有个习惯，对本领比自己强的人都会生出敬服之心。当几人发现无论在个人本领、职务职位、讲话水平、深谋远虑等方面都不能和孙义成抗衡时，自然就甘拜下风了。
这次的吃饭，效果大出孙义成的预料，包括刘政委在内的几人，都对他很是尊敬，连带在下面部队搞的小动作都收敛了很多。
当然，作为回报，孙义成亲自在小队长以上军官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了战场缴获要缴公的纪律要求，并对自己之前这方面的放纵进行了自我批评。
虽然对“缴获要上缴”这一点提出了要求，同有问题的另外一条“不许虐待俘虏”，孙义成却闭口不提。
干部会议结束不久，根据孙义成的指示，全独立支队所有官兵就开展了政治思想学习活动。别看刘政委大字不识几个，但在教育战士方面还是有一手的，忆苦思甜这种家法一拿出来，果然让战士们痛哭流泪，思想觉悟提升很多。
对战士们的思想教育非常成功，整个独立支队的精神面貌又上了一个台阶，让孙义成都暗暗佩服老革命做思想工作果然有一手。不过当政委想把教育工作扩大到军官层面时，却被孙义成以大战在即的理由推迟了。没有错，不是不同意搞政治教育，而是因为要打仗所以延后。
要打仗不是孙义成凭空想出来的，而是确有其事。
进入三九年二月下旬，山西日军就已经率先开始了对山西八路军根据地的扫荡行动。日军独立混成第四旅等部6000余人及伪军一部，从昔阳出动，向和顺、辽县地区进行“扫荡”。
日军独立混成第九旅4000余人，开始“扫荡”平遥以南、沁源以北地区。日军第一〇九师团5000余人，沿白圭至晋城公路向东侧进行“扫荡”。鬼子来势汹汹，山西八路军只能采取游击的方式与其作战。
在河北，日军第十七师团主力，二十七师团、一一〇师团、一一四师团各一部，沿平汉、津浦铁路东西夹击推进，分十一路对冀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到三月初，束鹿、赵县、晋县、宁晋、冀县日伪军约千余人，向宁晋县东北、束鹿县南部、冀县的滏阳河以东的三角地带“扫荡”。
武安、磁县一带的日军，在得到大量伪军部队和部分日军部队的增援后，也开始兵分两路，从彭城镇和磁山镇两个方向，一南一北开始了扫荡。
历史上这一带在三九年日军的扫荡行动中是没有的，只是因为孙义成的出现，磁北抗日根据地的出现，让日军将这里也当成了扫荡的目标，只不过不是主要目标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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