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群的牛。
而且这两头小母牛也争气，都配种成功了。
生产期倒是不怎么好，估摸着正好赶在过年前后。
不过总归伺候好了，也没太大问题，那样明年就有五头牛了。
那样不管是继续养着，还是养大了卖掉，都是好事。
发展生产，实际上也是这时期有了土地和家畜后，广大农民都有的普遍想法。
谁还不想自家的生活能更好些呢？
可李想国有着后世的记忆。
哪怕没亲身经历，却也多少知道后面的历史。
好日子没几年，就该成立公社了，这些家畜以及田地都要转为公有资产。
在这过程里必然涉及大量的资产，那为什么会出现一平二调三收款的行为也就完全不奇怪了。
所以那个时期，很多人都是偷着把耕牛杀掉卖肉，避免被低价公有化。
就像小岗村，加入高级社之前，有耕地一千一百亩，耕牛二十六头。
仅一九五六年冬天，小岗村就死掉了十七头耕牛。
到一九六二年，小岗村的耕地仅剩下一百亩，耕牛仅有一头半。
躺平，人家也是认真的。
人类社会发展到现在，现在的一切社会行为，都能在历史中找到重复的痕迹。
你觉得时髦、创新的，很可能都是大家祖上早就玩腻的东西。
但是，这种现象的出现，无疑会有人更着急。
这样的状况对农业生产不利，所以后来出台一些相关文件。
严禁公有化过程中，压低价格购买农民的生产物资，更严禁收缴农民存款。
这才得以遏止杀牛之风。
后边的三年灾害期间，东北也有旱灾。
但是没中原地区严重，少数地区才有绝收的情况。
所以尽管生活不可避免地苦了一些，不过却没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
至于再后面的文革，东北的农村也没那么严苛。
本身地广人稀，监管自然宽松。
大多数农村也不过应付性地随便开个批斗会，喊喊口号。
完事儿了，群众跟被批斗者坐一起读读语录，有说有笑吃顿大锅饭然后散伙才是常态。
远不是城里那种没完没了的批斗，更没有往死里整人的情况。
毕竟每个村里就那么一两家地主、富农。
甚至有的村连富农都没，真把这地主给批斗死了，还选谁来批斗？
那不是拖了公社的后腿？
更何况，就后世的眼光来看。
东北本身没有多少那种大肆兼并土地的地主。
当然，这些人里面不乏作恶多端者，但是也有不少大地主是当年抗日的主力或者资金来源。
之后存留下来的，也大多都是小地主。
大半其实也是勤恳劳动，努力开荒的普通人。
最多也就是多了几亩地，农忙会雇几个人一起干活。
就算吃喝，也是跟着雇来的人一起吃。
日常他们的饮食，可能还没普通的农民好。
真的剥削、苛待雇农的，那只怕雇人都没人去干。
实际上这时期，只要肯下功夫，村外大片野兽出没的荒地，随你开垦多少。
自己不去开荒，盯着人家那仨瓜俩枣。
这也充分体现了恨人有笑人无的劣根性。
这样的地主再坏，还能坏过那些下乡的知青？
每个时代，都要有人成为代价。
当然，知青同样也是特殊时代的受害者。
这一点，也是毋庸置疑的。
大半正常的人，也不会再留恋怀念那些苦难。
或许每个时代，都要有人成为代价。
只不过身处局中，只有聪明或者运气好的少数人才能跳出迷局，躲过那些不属于他们的磨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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