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丸一案
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八月二十九日，李可灼进献药物，次日明光宗朱常洛便驾崩。九月初三日丁丑，御史王安舜弹劾李可灼进献红丸药物谋害皇帝的罪状，说：“臣接到邸报，得知朝廷赏赐了李可灼五十两银子。李可灼胆敢以未经配方、未经检验的药物冒充金丹，并自夸精通子平术和五星占算，能预测人的生死，这种说法，实际上只是以此堵住朝堂上的非议罢了。”熹宗皇帝朱由校下旨称，李可灼在先帝病情危急时进献药物无效，有失敬慎，但考虑到其爱君之心，决定从轻处罚，罚俸一年。
在此之前，杨涟曾谈论内官崔文升用药之误，指出先帝的病症应当采用清补之法，而崔文升却使用了相反相克的药物等等，这是八月二十四日的奏疏。九月三日，御史郑宗周请求将崔文升交由法司部门严厉审讯，说之前发生的张差梃击事件后果就非常严重，该事件后紧接着崔文升又误诊导致先帝突然去世，应当将崔文升处以极刑。给事中惠世扬也上奏认为崔文升轻率使用伤损先帝的药物。科道、都察院等官员都抨击认为，内阁首辅方从哲不知道出于何种目的，竟然代皇帝拟定了一个为崔文升开脱责任的旨意。
南京太常寺少卿曹珍上疏请求朝廷查究医治先帝过程中的奸党阴谋，认为此事应与之前的梃击案一样，是同一伙人策划的阴谋。御史傅宗皋上疏弹劾崔文升误用药的罪过，御史马逢皋、御史李希孔也接连上疏弹劾崔文升误诊之罪，认为应当对其严惩，明正典刑。刑部主事王之采奏请为先帝复仇，指出先帝的妃子李选侍、神宗皇帝的妃子郑贵妃以及崔文升、李可灼之间存在关联。礼部尚书孙慎行弹劾内阁首辅方从哲和李可灼的进献药物之罪。吏部尚书张问达与户部尚书汪应蛟等联名上奏，指出李可灼并非医官，却擅自进献红丸导致先帝去世，其罪当诛。崔文升亲身经历此事，对李可灼进献红丸未加详察，其罪责更重。熹宗皇帝朱由校于是下旨将李可灼解送有司审问并依法惩处。最后皇帝决定将崔文升发配南京三年，李可灼则被流放戍边。御史郭如楚也上疏论及了李可灼的罪行。
光宗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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