逋赋的由来，在洪武年间，逋赋就已经存在了，但是这时候欠粮还是不多，以苏州府为例，洪武年间总计欠粮不到一成，永乐时也才堪堪一成。
但是到了永乐末年，逋赋问题就已经非常严重了，洪熙元年，苏州府历年积欠392万石，逋赋已经超过三成了，到了宣德四年，苏州府的欠粮达到了最疯狂的地步，累及已经达700万石，逋赋六成半。
宣宗当然不会容忍这种事情，派遣御史加以整顿，同时重新清丈田亩，逋赋下降到四成左右，以后就基本上在二成到四成左右浮动。
嘉靖问道：“现在苏州欠粮多少？”
方钝说道：“嘉靖三十二年至今，东南八府欠粮六百万石，泰半是苏州府。”
嘉靖问道：“苏松逋赋如此之多，户部就没有想过办法吗？”
方钝只是苦笑，说道：“陛下，户部、都察院每每督促州县官吏，甚至请严旨遵照前旨催征，毋得畏徇延缓，然朝廷有严旨在前，东南官吏说项于后，事其难成矣！”
方钝还给嘉靖举了个例子，由此某人由浙江巡抚升任南直隶巡抚，他的南直隶同科们就纷纷给他去信，说什么呢？叮嘱其小心谨慎，勿蹈前辙。
他们曾在信中说：吴越风土物情不甚相远，而吴中抚台之难倍于两浙者，独以催科一事耳。催科事难，不在士大夫，亦不在民，难在以民而托之士大夫，士大夫受其投献之利，而小民受其偏累之害，缓之则课亏于国，急之则怨归于官，而士大夫之持论者不肯以为不便于士大夫，而以为不便于民，前人不征民户独征管户之说，虽觉矫枉过直，然竟相与巧诋不 蜜，嗷排之以去，此亦足以见吴俗之偷矣。台下直躬而行，故自不吐不茹，一切注厝，自有权衡，用法贵宽，用意贵严，革衙门弊当骤，而处地亦当渐，彼中岂直社口抑且倾心。
说白了，就是明告诉这些上任的官员，要是敢于严督逋赋，那就必然会被这帮东南士绅以庇奸民，鱼肉缙绅， 沽名乱政等罪名加以弹劾。
所以到了现在，敢于清查江南逋赋的巡抚巡按已经寥寥无几，甚至某些情况下，还要包庇地方官的催逋不力。说白了，现在的江南地区，逋赋已经发展成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行为，无论身处上位的抚按还是基层临民的州县官都难以有效地清理整治。
方钝说完后，嘉靖说道：“方卿且回去吧，朕会仔细思量此事。”
嘉靖当然要好好思量了，朱载坖说的，嘉靖之前也知道，只是没想到这么严重而已，眼下朱载坖既然已经将此事拿到明面上来了，嘉靖就必须要处理了，嘉靖很清楚，敢欠朝廷税粮的，可不是一般的升斗小民，这些人抱起团来，就连嘉靖也要头昏。
嘉靖于是将黄锦叫来说道：“黄伴，你去问问裕王，他有何办法治理逋赋？”
黄锦连忙领命赶往裕王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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