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纳塞里这个名字在伊朗苏莱曼（Soleiman）这个小镇上响起，他出生在这片当时还属于英国管辖下的伊朗土地上。他父亲是骄傲的伊朗人，母亲则是优雅的英国人，两种文化的交融在他的身上留下了独特的印记。
然而，命运的轮盘在1974年为他指了一个新的方向。纳塞里决定离开熟悉的伊朗，前往英国求学。他满怀希望地踏上了新的征程，期待着能在异国他乡书写自己的传奇。
学成归来后，纳塞里却发现自己的祖国已不再是曾经的那个伊朗。他对当时的伊朗国王巴列维的统治表示了强烈的抗议，结果却被监禁并被驱逐出境，更糟糕的是，他连护照都没能带走。
面对困境，纳塞里没有放弃。他前往欧洲，辗转于多个国家之间，申请政治庇护。最终，比利时的联合国难民署向他伸出了援手，发放了难民证书。然而，这份证书并没有给他带来长久的安宁。
1988年，纳塞里在前往英国的途中遭遇了不测。他弄丢了那份宝贵的难民身份文件，而据美联社报道，他的公文包在巴黎被盗，里面装着他的难民证书。一时间，他成了无依无靠的孤魂野鬼。
没有证件的纳塞里无法登上飞往英国的飞机，而法国方面也不愿让他进入国境。更糟糕的是，由于他没有官方文件，法国也不知道该将他驱逐到哪个国家。纳塞里的案子成了国际上的烫手山芋，英、法、比三国的官员们为此争论不休。
最终，在1988年8月，纳塞里被迫住进了巴黎戴高乐机场。他开始了长达数年的机场生活。年复一年，他睡在机场的一张红色塑料长凳上，与机场工作人员成为了朋友。他在员工设施里洗澡，用日记记录生活点滴，阅读报纸和杂志以了解外面的世界。渐渐地，他在乘客中成了小名人，人们都知道这个住在机场的奇特人物。
1999年，那个在戴高乐机场的航站楼地下默默度过了11个春秋的纳塞里，终于迎来了他人生的转机——比利时授予了他难民资格。这份重获自由的通行证，理应让他踏上新的征程，但在机场与他相伴多年的“战友们”却心存疑虑，纷纷猜测这位“机场老顽固”是否会真的离开。
“我真心希望他能尽快迈出那一步，毕竟住在机场的地下，既不正常也不健康。”机场医生菲利普·巴布（Philippe Bargain）无奈地摇了摇头，他曾是纳塞里在机场里的“心理辅导员”。他补充道：“但问题是，他恐怕已经习惯了这里的一切，像一块在土里生根的石头，拔不动了。”
汉莎航空的尤特·兰伯顿（Ute Lamberton）也颇有感慨：“纳塞里，他早就成了机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现在，他就像是一个在监狱里熬过无数日夜的囚犯，突然被宣布无罪释放。我真不知道，他是否能适应外面的生活。”
面对这份突如其来的比利时难民资格，纳塞里却显得既惊讶又忐忑。他向美联社的记者透露：“说实话，我确实很惊讶。但离开机场，这个决定对我来说并不容易。我还在等，等一个护照，或者一个能让我安心过境的签证。”
而就在同一年，纳塞里还意外地获得了留在法国的权利。法新社12日的报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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