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写的是地主，而我看见有的人家是写的贫农？”赵菲不解地问。
一旁的赵平也插话道:“今天注册完我们班主任老师让全班同学挨个报自己的家庭出身，有同学问老师家庭出身是报爷爷的还是报爸爸的，老师说当然是报爷爷的，我一听就害怕了，因为我们班有个农村同学的爷爷是地主，其他同学经常追着他身后喊小地主，别人一喊他就哭，害得这个同学每天都是一个人待着的，也不敢跟同学们一起玩，看着挺可怜的，我看过我家的户口本，知道上面家庭出身写的是地主，我怕我报了地主就会和那个同学一样被同学们嘲笑，我可不想变成他那样的人，我想到了爸爸是个铁路工人，所以轮到我报时我就大着胆子报了个工人。”
听着赵菲、赵平的话，赵家福的脸色一下就沉了下来，正所谓说者无意而听者有心。
其实对于刚上三年级和二年级的赵菲和赵平来说，根本不明白家庭出身是什么意思，但她们从小看到的电影，受到的教育都是地主是很坏很坏的人，她们也怕被人歧视，被人看不起。
看着赵家福变化的脸色，江英忙打岔道：“你们今天去报名，老师有没有说赵红年纪小？”
“没有，报名的老师只是让赵红用右手去摸左耳朵，刚好够着就给报了。”赵菲边吃饭边回答着江英的问话，完全忘记了刚才自己的问题。
在座的四个孩子都忙着吃饭，谁都没有注意到赵家福的脸色变化。
晚上，孩子们入睡后，江英安慰赵家福说：“赵菲和赵平的话，你不要太在意了，孩子们又不懂什么。”
“我没有怪她们的意思，只是一听到地主这两个字，我的心就像被针扎了一样。”赵家福黯然地说道，这是他今生永远的痛。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颁布近一年后。
一天上午，赵家福收到侄子的来信，当他拆开信，看到随信寄来的县革委会出具的《摘帽通知书》的时候，他捧着通知书一字一句地看了一遍又一遍，看着通知书上的文字及那鲜红的印章，赵家福终于忍不住嚎啕大哭了起来。
虽然压在心头近三十年的大山终于可以搬开了，但自己从一个踌躇满志的十四岁少年一直背负着这沉重的包袱直到人到中年。
其中的坎坷遭遇、血泪心酸又岂是一张纸就能抹去的，三十年呐，人生能有几个三十年经得起蹉跎，这怎能不让赵家福唏嘘不已。
赵家福去世后，说起家庭出身这个话题，赵平说：“现在想想幸亏我当时机灵，要真是听了老师的错误引导，报了个地主，那我的小学生涯不知该有多悲催，也许我的性格会被改变，说不定我的人生也会因此而改写，现在想想都觉得后怕。家庭出身这个连我们第三代都避之不及的问题，生活在唯成分论那个特殊年代的父亲，他心里承受的压力，所受到的伤害和经历的坎坷有多少，我们是无法想象的，我们所知道的也许只是冰山一角。”
正如钱钟书先生在《围城》里面写过的一段话：流言这东西，比流感蔓延的速度更快，比流星所蕴含的能量更巨大，比流氓更具有恶意，比流产更能让人心力憔悴。
流言都具有那么大的威力，何况赵家福的家庭出身还是活生生地摆在那里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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