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董氏儒术为正统的统治思想是这种历史现象的根源？”我从父亲的话中听出，他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已形成了体系，于是问道。
“可以这么讲，任何一个封建朝代都像一个金字塔，塔尖是封建统治的代表，即皇帝，其次是其代理人，代其管理一切事务，代理人下面是庞大的官僚阶层，下面是富绅阶层，底层是普通百姓。这种结构中，最高统治者不可能了解底层，普通百姓的诉求，最多只能了解代理人的诉求，每一层级的诉求体现的是本层级的利益，对下层的体恤非常有限，导致最高统治者对社会真实场景缺乏了解，就像传为历史笑话的晋惠帝听说百姓没有饭吃，问何不食肉糜一样可笑。许多人认为晋惠帝说出这样的话是其个人原因，其实大多数情况下晋惠帝的这种行为是封建帝王的共性特征。信息不通畅加上统治阶层、代理人阶层、官僚和富绅阶层追逐私利，到了底层百姓就是放大了的苦难。同时也能看到，朝代更替初期，这种秩序被破坏，社会反而更加公平，生产力也能得到充分发展，许多盛世都是这一阶段形成的。等到政权稳定以后，统治者需要守住既得利益，需要一个理由为自己的统治地位披上合法的外衣，就会毫不犹豫的选择董氏儒术，因为只有董氏儒术才能为这种需要提供一切理论依据”。
“我明白了”，我理解父亲的观点，法家、墨家与齐家达成联盟就是始于董氏儒术作为统一政治思想的元光元年。我接着问父亲：“你认为董氏儒术仅适合封建统治者，对于被统治的社会基础，即百姓缺乏体制关爱”。
“可以这么理解”，父亲满意的笑了笑，说道：“董仲舒的儒术思想的基石是等级思想，就是天地君亲师等等级排位，这种等级排位看似正常，其实却不合理，作为自然界的天和地自不必说，谁也做不了他们的主，可是君亲师这种排名就要命了，原本人格平等的人，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已经不平等，这正是封建统治的需要，所以董氏儒术迎合统治需要，成为统治阶级用来维护其统治的统治工具”。
我觉得父亲应该有更多的研究成果，就想着引导一下，说道：“作为其他学派一定不会坐视任由儒术独大”。
“按说应该这样”，父亲叹了口气，说道：“春秋文化繁荣之时，各种学派百花齐放，其中的墨、道、法、儒是其中的佼佼者，道家作为一种哲学思想，没能进一步发展下去甚为可惜。其实最可惜的是墨法两家，墨家思想中体现人格平等，以这种思想治世，中国的历史一定改写。法家思想是一种规则、法治的精神和契约意识，只可惜后来过于强调规则与法治，忽略了人性具有的能量，没能更进一步成为治世主流。历史上许多着名的变法都源于法家思想的实践，除了商鞅在秦国变法成功打造了一个强大的秦国，其他变法不是失败，就是无疾而终。在儒术主导的封建社会，任何违背儒术的政策，必然遭受儒术惠及的阶层的强力反抗，阻力可想而知。商鞅变法至所以成功，正是因为当时秦国主导思想并非儒术，变法不会引起被儒术洗脑的利益团体的围攻和抵制，商鞅可以身死，但变法却延续了下去。不过法家过于强调严刑峻法，掩盖了不少成功的精彩”。
这些观点我是第一次听说，听起来很有道理。我也曾经看过秦国变法的一些文章，其中批评最多的就是变法导致强国弱民，对于民众的管理过于严苛，这是秦国强大到足以吞并六国的原因，也是秦统一六国后，仅仅过了十二年，就暴发了农民起义的根源。
“爸，是不是可以认为，如果秦国把法家思想具体化为管理工具，再给这个工具辅以尊重人格与生命的理念，效果可能更好？”
“你的说法不够准确”，父亲看了我一眼，说道：“任何时候，人都是第一位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首先是人，要有与人相匹配的思想作为控制管理工具的手段，如果没有这种思想约束，管理即使取得了成功，也不会长久，就像秦国通过变法加强对百姓及物资的管控，使得自然条件并不占优的秦国成为最强大的国家，但是这种强大不能掩盖民众的虚弱。当然秦国变法可能并非主动示变，不想被吞并只能自强以自保，秦国百姓接受这种管理，花费了上百年，秦灭六国后简单粗暴的延续了这种政策，结果激起民变，最终导致灭国”。
“我明白了，管理首先要尊重人的自然和社会属性？董氏儒术在人的自然属性之上强加了天地君亲师为代表的等级思想，迎合了汉武帝集权一统的需要”。
“这是历史学界的共识，但不是真相”，父亲点起了一支烟，问道：“你觉得真相是什么？”
我一时语塞，想不到父亲会问这个问题，我自然不知道父亲口中的真相是什么，就让父亲说下去。
父亲拍了拍我的肩膀，说道：“研究历史必须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汉武帝更化改制的本质和秦国的变法没有区别。大汉立国开始一直受北方匈奴的威胁，不得已用和亲换取和平，这种情况延续了六十多年，刘彻亲政后还需自己的亲姐姐远嫁匈奴，而朝堂之上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占据统治地位。为了反击匈奴，永远解除大汉的后顾之忧，刘彻需要有人站出来反对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将大汉的权力牢牢的握在自己手里。董仲舒的《举贤良对策》给了他选择，不仅可以为集权一统的理论依据，还可以替代朝堂上的黄老思想，达到削弱相权，强化皇权的目的。事实上汉武帝把董氏儒术当作实现其政治野心的工具，其治国思想却是法家思想。这一点从董仲舒的遭遇可窥见一二，更化改制完成后，作为改革理论的创造者董仲舒并没得到重用，而是外放王国任相。相反受重用的法家的张汤、桑弘羊，以及许多深受汉武帝器重的酷吏均是法家子弟，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了重用，就连混了几十年一无所成的主父偃也能官居高位，可见更化改制完成后，董仲舒已完成了历史使命。一方面汉武帝用董氏儒术为其集权一统提供理论依据，一方面又用法家治世思想治理国家，真正让董氏儒术成为封建正统思想的是汉武帝之后的历代帝王，他们没有汉武帝的谋略，看不到汉武帝阳儒阴法的本质，最终将董氏儒术推到封建正统思想的位子上，也让大汉从武帝后期开始不可避免的走向衰落”。
我吃了一惊，如果父亲的结论是历史真相，那么齐家寻找月光之门的动机可能并非我们想的那么简单，于是我说道：“如果这是真相，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断送了皇帝了解百姓需求的通道，某种意义上讲他没有认识墨家思想的真正价值”。
“这是另一个问题”，父亲说道，“墨家思想的本质是人性，也是一种治世思想，其核心‘兼爱与非攻’从两个层面解释了人性的需要，人的社会性需要相互依靠，符合马克思人是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论断。人的社会关系的核心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起到统领作用，墨子的兼爱思想具备这种作用；而非攻提倡的是一种非暴力思想，与兼爱相辅相成。国家的自然本质是以特定的契约形式结成的联盟，说穿了是社会关系的具体形式，如果社会关系的本质具有兼爱、非攻的特点，那么社会关系不会像儒术治世下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当然墨家思想有理想化的特点，但从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给予人民的苦难境遇出发，尊重人性首先值得提倡。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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