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出生在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之初，儿时无法理解的社会现象，现在有些初步的理解。
像前章所述的疯子，就是属于这种后遗现象了，当年确实是我们村里面非常优秀的人物了，哪怕是疯了，也可以看得出其文质彬彬的一面，就算是去要饭，也要得如此儒雅，如果说儒乞一说，当非他莫属了。
长大一些的时候，一者年纪大了些，二者应该是社会风气也开放了些，逐步地可以开始听一些另类的言论，这其中首当其冲的是我的伯爷爷。
我爷爷是两兄弟，爷爷去世得早，在我刚出生没多久就离世了，以至于我基本上是没有印象的。
伯爷爷比爷爷长几岁，身子板挺硬朗，也许是当过兵的原因，身体还不错，竟然没能把他折腾没了，现在虽然看得出来身上有伤，但是走路依然健步如风。
从别人那里听说，我这个伯爷爷当年可是了不得，当过兵，三十岁不到的时候就当上了我们省城的一个区警察局局长，后来参加了长沙会战，再后来解放后就赋闲在家了，然后就是活动期间，作为一个国民党中级官员，所能受到的待遇大家大概可以自己想象了，不过好在他的身子骨不错，虽然没少折腾，倒没什么大碍，直到前几年他九十多才离世，也算个小奇迹了。
伯爷爷或许是因为无聊，也或许是因为在村里面没什么人愿意和他说话，所以他倒是经常会给我们讲故事，不过没听他讲过自己的故事，他说的都是其他人的或者是我们家人的。
比如说他会说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太公，太公是二十年代早期的地下共产党员，属于地下情报战线的，平时以贩卖小猪或者是行商走货为掩护，因为我们家族祖上一直是行商的，曾经在我们县的西半部是首屈一指的富商，所以他以行商走货为掩护是最正常不过的了，也许应该是说他原来就是行商走货，只是加入共产党以后就以这个为职业掩护了。因为是地下工作者，所以他们是单线联系的，可惜的是大革命失败以后，太公的上线牺牲了，太公听说组织上有不少人去武汉了，所以太公也就去武汉寻找组织，同时也是避风头，去了几年没有找到，等风头过了以后就理了光头回乡，也不能行商了，后来就在乡里找了份事做，当什么官不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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