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没过多久，保宁府的土地，就都分了出去。
大量的难民拖家带口的逃来保宁府谋生，却因为来得太晚，无地可分，于是只能选择到工坊做工。
不过很快，他们就喜欢上了工人这个职业，虽然当工人，使得他们没有了土地，但是工人却比农民轻松得多。
况且赵安新的义务教育制度，以及公务员考试制度，废除了对工人以及商人的限制，使得工人，以及商人的政治地位大幅度的上升。
一时间，大量的手艺精湛的工人，以及有钱的商人，都来到了保宁府。
崇祯十一年（1638年）九月，仅仅是经过了半年的时间，被炮轰的阆中城就重新恢复了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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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紫禁城内，崇祯帝朱由检正对着一众大臣大发脾气。
“你们看看，看看，你们不是说建奴已经求和吗？怎么建奴又入侵了？你们不是说辽东大胜吗？怎么转眼之间，建奴又快打到京师了？杨阁老，你倒是说说看啊！”
杨嗣昌原为兵部尚书，六月刚刚被提拔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仍掌兵部事。
此外崇祯十一年（1638年）三月，杨嗣昌曾经秘密启动与建奴的议和行动。
杨嗣昌让辽东巡抚方一藻，派盲人卦师周元忠出使沈阳，试探皇太极口风。
皇太极对其相当礼遇，并表示：“如有确议，则撤兵东归”。
杨嗣昌接到方一藻的报告后，立刻建议崇祯帝，允许方一藻及总监太监高起潜便宜从事，办好议和，得到了崇祯帝的默许。
这也崇祯帝的一贯特点，说好听一点叫爱面子，不想背上与建奴媾和的骂名。
说难听一点就是，“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
周元忠回到宁远，带回了皇太极写给高起潜的书信。
信中称：“仍言讲款，若不许，夏秋必有举动。”（如果不同意和谈，夏天或是秋天的时候，就打你。）
杨嗣昌于是极力劝说崇祯帝，把握时机与皇太极和谈，但崇祯帝只命方一藻、高起潜“细酌”，说白了还是怕担责任。
后来，杨嗣昌秘密与建奴和谈的事情，被泄露了出去。
言官御史们纷纷上书弹劾杨嗣昌，中攻讦最力的是少詹事黄道周，他们表面上反对杨嗣昌“夺情入阁”，实际上反对他主导的对清和议，并将杨嗣昌比作猪狗、人枭。
杨嗣昌也上书，批评言官不顾兵部处境，只会空言误国，请求“圣鉴允行”，即明确批准方一藻与高起潜议和。
此时杨嗣昌主导议和已经公开化，引起朝臣激烈非议，掀起弹劾杨嗣昌运动，其崇祯帝于当年七月五日召集群臣于平台。
让杨嗣昌与黄道周在御前辩论，黄道周大谈纲常伦理，指责夺情起复又擅自议和的杨嗣昌忠孝两亏。
杨嗣昌则紧抓黄道周曾为“杖母烝妾”的郑鄤辩护一事，说黄道周自称“不如郑鄤”，就是连禽兽都不如。
最后崇祯帝袒护杨嗣昌，贬斥黄道周等弹劾杨嗣昌的官员。
尽管杨嗣昌摆脱弹劾，但崇祯帝碍于群臣反对，未对和谈表示明确支持，方一藻、高起潜与满清的和议遂不了了之。
皇太极见此情形，乃于崇祯十一年（1638年）九月派兵大举入塞劫掠，是为‘戊寅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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