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货币没有出现的日子里，原始人考虑的是如何吃饱穿暖。
在货币出现以后的日子里，生活的基本目的就是如何赚钱。小到一个自然人，大到一个国家政府，存在的意义都是为了钱服务的。如何让钱够花就成了千古难题。
普通人如果钱不够花，就可能背上驴打滚的高利贷。白毛女中的杨白劳就是被这种驴打滚的债逼得卖儿鬻女。
西方谚语讲，债务是一种古老的泥淖。
这话可以这样理解，上天在惩罚那些拿了本不该属于自己东西的人。有多大能耐吃多大碗饭，多吃多占肠胃也受不了啊。以前的人为什么会背上沉重的债务？普通老百姓因病返贫这个论题成立又不成立，说他成立是生病的就不能算是一个整劳力了，产出就少了。说不成立是因为那年月谁会花大把钱去治病啊。得了病就死扛，扛不住了就走呗。
那是因为什么背上沉重的债务呢？因为人生其实就两件大事，生和死。就恰恰这两件大事让老百姓背上了沉重的负担。死这件事好讲，就是死了以后要风风光光的大操大办。杨摩西家族在刘家洼繁衍了5代以上，资产积累不可谓不厚实，但是连续出丧大操大办花光了家底。在解放以后定成分的时候，倒成了好事。因为1946年以前，杨摩西家就把大部分地卖出去给家里老人出丧，导致1946年这个节点清算的时候，资产根本评不上地主了。杨摩西被评了个中农，他大哥被评了个富农。
自古以来，中国以孝义治天下。事死如事生，对于人死之后的仪式相当的重视，曾子就曾经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或许最初的目的是为了教育老百姓，对家庭忠诚，对国家忠诚。但是时间一久，这个初衷倒是没几个人记住，丧葬礼仪繁琐的文化流程倒是被保留了下来。依附其中的各相关利益集团，大发死人财。
活着的时候做得好不好没人知道，但是丧礼办的风风光光能给自己博一个好名声。农村人如果节制的话，三年左右的结余能够发送一个老人，要是死要面子大操大办恐怕十来年的结余才能发送一个老人。很多农村人变穷都是因为家里有人去世了，借钱也得撑起脸面。
再说说这个生。想要生孩子，单单一个男人是完不成任务的。就必须有一个女人。这个女人不可能是大风刮来的，也不可能从石头缝里蹦出来。传宗接代在传统中国人的观念中是比天还大的一件事。一个人可以一事无成，但是只要他有儿子，他这个家族就有希望。一个人即便是位列公卿，膝下无子，也就是一辈的富贵。
普通中国百姓为了传宗接代绞尽脑汁，省吃俭用就准备着给娃儿娶媳妇和给父母送终。现在结婚要车要房，任何年月都一样。不过那时候并没有什么房地产公司，盖房子是老百姓自己的事情。即便是自己的事情，也得花钱啊，得找人帮工，找人帮工就得吃饭。平日里可以咸菜窝头将就着，盖房子办大事的时候可不能抠抠搜搜的，要不然谁愿意来帮工啊。那个年月就因为吃的不好，才愿意为了两口吃的才愿意去帮工。
在中国的乡村，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为人处世。你家盖房子，我去帮忙，我盖房子的时候你也得来。我不要你的工钱，你也不能要我的工钱。其实说白了就是一种交换，这个交换剥离了货币的环节。近些年老百姓感觉人情淡了，其实并不是人情淡了，而是生活中事无巨细货币都要参与其中。一切都是明码标价的，这样一来就没有那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人情味。
人情也是债，是债就要还。所以中国乡村祖祖辈辈都要传宗接代。我送出去的人情，我要收回来，如果你绝了香火，我送出去的人情岂不是收不来了？
盖房子，打家具，摆酒席。结婚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只要是大事就得花钱。
假如说结一次婚要用掉三年的结余，那么如果有三五个儿子岂不是从自己成年开始就算全饶进去了。对于普通人家来说，多子多福是一个伪命题，这也是那个年月很多农村老头不到六十岁就早早入了土的原因。
以前的一级政府是到县里，乡村基本处于自治的状态。国家的目的就是把税收上来，别闹出什么乱子也就行了。老百姓就抓住两点就行了，结婚生子和养老送终。不出乱子还能把钱挣了何乐而不为呢？老百姓辛辛苦苦攒了大半辈子能把这两件事办明白的就算是上等人了。
杨摩西之所以觉得贩驴是个好营生，倒不是因为贩驴能发大财。而是当个驴贩子自由。中国人恐怕对自由两个字有着天然的恐惧。自由就是没人管，这样岂不是浑身不自在？
要是放在几年前，杨摩西也是觉得西洋鬼子整天讲自由，简直就是瞎扯淡。自由有啥好的？父母老师不敢管，没有老婆知冷知热。活的得有多失败。还讲什么自由恋爱，这跟嫖娼也没多大区别，只是不付钱罢了。这跟二八月的猫狗有啥区别？发情了就凭着动物的本能去发泄一番，过后拍拍屁股走人。这不是人，而是兽。
现在当了驴贩子，也没有了家庭的羁绊。杨摩西觉得西方人讲自由还是在理的。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不用考虑父母的殷勤期盼，不用考虑老婆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唠叨，不用考虑孩子将来的人生出路。
思来想去，自由对中国绝大多数人来讲，是一种渴望而不可及的东西。盘扯不清的人际关系，如果说西方世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模式是线性的，那么到了中国这块土地上就成了网状的。
如果在中国真的当一个自由的人，就会被人承做街溜子。不务正业，游戏人生等等帽子接连不断的戴在自己的头上。就像现在的催大壮和杨摩西，两个人就是沧州城里的街溜子。两个大男人不结婚不生子，做驴贩子赚了钱就胡吃海喝。简直不为儿孙考虑。
杨摩西喜欢贩驴不仅仅是因为这个行当自由。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他更喜欢的是贩驴的过程。见了卖家就各种挑毛病，吹毛求疵，就算是白玉无瑕也得楞给编出几个压价的理由来。见了买家，我这就是天底下最好的驴，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我这个驴是天上龙王的干兄弟。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将自私自利进行到底。
春秋时期，辅佐齐桓公登上霸主地位的名相管仲，就曾经讲过，治理国家需要关注市场和监狱两个地方。
杨摩西贩驴算是市场中的一员，日子一久只要开口就是为自己争取利益。市场上的绝大多数商贩算是把人性的奸诈体现的淋漓尽致，但是又不至于作奸犯科的程度。如此说来，能把市场的坏风气压下去，就能把一个地区的坏风气压下去。
杨摩西咋沧州城也有了一个姘头，这个女人的丈夫是个麦客。也就是个打短工的。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临时工。但是人家手脚麻利，干活快着呢。要是在地主家做长工的话，一年的收入是个死数。但是打短工就不一样了，自己干活比别人快一倍，就等于一个人能赚两个人的钱。这跟工厂里面要求计件工资的好手是一样的道理。每年麦收前一个月就背着包去河南竭诚帮去割麦子，一直从河南割到甘肃那边。一年出去这一趟，就顶在家种田人家三五年的收成。小日子过得是有滋有味。按理说有这样能干的男人，女人应该知足才对。可是一年有大半的时间男人都是在外，正是精力旺盛的年纪。俗话说的干柴烈火，有人一撩拨，这火蹭就着起来了。
其实杨摩西跟她认识完全是个意外，有一天跟着崔大壮去城外寻欢，结果杨摩西那天不知怎滴，就是硬不起来。就觉得自己是不是得了什么毛病。当是想着崔大壮肯定得在这里过夜，闲得无聊，杨摩西就出去瞎逛游。
正值夏天，天热的让人发慌。杨摩西不自觉的就溜达到一个小池塘边上。天色刚黑下来，如果仔细看的话还能看清楚人影。杨摩西也美在意这些，有一搭没一搭的往前挪着步子。
就听池塘里面有动静，杨摩西以为有大鱼呢。就跑到池塘边上的大柳树下开始踅摸。心里想着要是真有大鱼，改天弄个渔网来，捞上几条炖个鲜鱼汤不是很好。想着想着哈喇子就流出来了，鲜美的鱼汤在那个年月就是上等美食。
盯着水面瞅了得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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