诏狱，为的便是“掩人耳目”。
掩人耳目？
掩谁的耳目？
“唯有你初来乍到，于京中并无根基，亦更无靠山……”，这是王千户大人接手平江伯一案后，牟指挥使对他的“教唆”。
这“根基”、“靠山”是谁？
也只有毫无“根基”与“靠山”的人，才能“公正处理平江伯一案”，从而不出纰漏，不“节外生枝”，最终才能“掩人耳目”！
掩谁的耳目？
“根基”与“靠山”，亦即朝廷大臣！
以“怯懦惧战”之罪为由，将平江伯打入诏狱，却又不行坐实其“怯懦惧战”之实，更如履薄冰一般，避开朝廷大臣“耳目”，弘治皇帝此举，目的何在？
朝政！
绕开朝廷大臣的“朝政”，会是什么“朝政”？
不知道！
但能肯定的是，弘治皇帝欲行的“朝政”，在其颁布之前，是不愿让大臣们知道的。
纵观大明一朝，大臣们与皇帝之间，形成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皇帝拿大臣们没办法，大臣们拿皇帝没办法。造成这一现象的“始作俑者”，便是大明的开国之君，朱元璋，他创建的文官制度非常完善，通过宰相们的集体共管，集体拟票，就是提出处理的建议性意见，然后皇帝朱批表示肯与不肯，既节约皇帝时间，又将决策权牢牢控制。
这在保证了皇权的同时，又扩大了大臣们的权力——某种程度上，实现了皇帝与士大夫的“共治天下”！
弘治皇帝若欲行新政，确是要获得大臣们的“赞同与支持”。
他到底欲行怎样的“新政”？
不得而知，但他欲行的“新政”，应当，至少在目前，他是不愿让大臣们知道的。
怎样的“新政”，会是迫使弘治皇帝“不愿让大臣们知道”？
当是大臣们不怎么“愿意支持”的“新政”！
弘治皇帝并非庸君，所行的“新政”，也当不会是“乱七八糟，一同瞎搞”——那他所行的“新政”，应当就是有损大臣们的利益的！
而牟指挥使与保国公、平江伯，则又属于“不一样的大臣”——锦衣卫历来便是大明皇帝们手中的一把利刃，皇帝们的意志，便是锦衣卫的意志，锦衣卫的存在，便是以“只效忠于皇帝”为前提而存在的；保国公、平江伯则属于帝国勋贵群体的代表，大名的勋贵们，其利益也是与皇帝们绑在一起的，他们享有世袭的爵位，大明在他们便在，大明亡他们便亡。当然，皇帝所行的种种“新政”，也当不会去损害勋贵们的利益，倘若哪个皇帝突然想要取消勋贵们的种种特权与“世袭爵禄”，想来他们也是不会答应的。
而事实上，大明皇帝们所行的“新政”，也基本上没有有损害了勋贵们利益的“案列”！
是以，弘治皇帝的“新政”，毫无疑问，会得到这三人的“鼎力支持”——平江伯其人，甚至都愿“以身犯险”！
念及此处，王睿想起了牟指挥使突然下达的指示，他不禁心底一跳，暗地对弘治皇帝竖起了大拇指。
“平江伯‘同京中巨贾走得太近’，你二人将这事儿也‘一查到底’！”
这是牟指挥使的“指示”，亦即弘治皇帝的“意志”。
“一查到底”，会牵扯出多少朝廷大臣？
不可估量。
这些“同京中巨贾走得太近”被牵扯的大臣，都是——参与出海走私的！
朱元璋认为“倭寇起于市舶”，遂撤销宁波市舶司，实行“海禁”。可海禁越严，走私获利越丰，当商人们走私获利达数十倍之多，这就促使走私活动日益猖獗，不但大明沿海“普通人民群众积极踊跃的参与其中”，就连朝廷大臣们也“禁不住糖衣炮弹的袭击与诱惑”，纷纷“做起了兼职”，参与其中。
他们或直接参股，或替某某做后台“占有干股”，或睁只眼闭只眼收取贿赂。总之，大明猖獗的海上走私，少不了他们的“绵薄之力与一份功劳”！
如此一来，弘治皇帝欲行的“新政”，也就呼之欲出——他当是要对出海走私一事，采取一些“不一样的政策或是措施”！
可牟指挥使又说“后日，必须得是后日，你二人方可着手进行全力侦查”？
为何偏偏要隔上一日，非得待到后日，才行“着手进行全力侦查”？
这空出来的一日，又会有些什么安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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