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朝的官职制度，虽然名义上仍旧是三省六部，但门下、中书、尚书三省已成虚置，行政权归于政事堂，财政权归于三司，军权归于枢密院，文武官员的选拔，则分到了中书、门下二省、枢密院、审官院、流内铨、三班院。
故而原本名义上掌握行政大权的尚书省，权力大为缩减，名义上的最高长官尚书令，从宋太宗时期就基本没有委任过任何人。
由于大宋朝的官职制度过于繁琐复杂，几乎任一个职权部门，权力都被分散在不同的部门之中，于是相比唐朝，大宋朝的官职衙门更多，冗官现象也更加严重。
在梁山的威逼下，再加上汪伯彦等主和派的不断妥协，皇帝赵桓不得已将“尚书令”这个从唐太宗之后就基本没有几个人担任过的职务，重新翻了出来，封给了王伦。
连皇帝都妥协投降了，孙傅的坚持也再没有了任何意义。
虽然孙傅迷信于郭京等人的所谓“六丁六甲”秘法，但凭心而论，他对朝廷的忠诚是没话说的，也正是他的支持，李纲才能够做许多实事出来。
广济河是从东京城西北向东穿城而过一条漕运河流，梁山军从北门冲入东京城，孙傅便第一时间组织禁军、百姓，沿着广济河构筑了一条简陋的防线。
王伦在招抚了广济河北面诸坊市的百姓后，只在几条南北大街派了军队驻扎，先将北门诸城墙的守军给招降了。
连续的失败，朝廷官兵已经丧胆，若是王伦不顾东京城百万百姓死活，强行冲入城内，未必不能将赵官家父子以及一众臣子俘虏了。
但那样势必引发整个京师的大混乱，东京城是天下精华所在，若是大乱之后再行大治，不但耗费精力物力，而且极其损耗梁山已经有的良好口碑。
所以当赵桓的诏书送到，孙傅听了，跪地痛哭，追随着他愿意守卫东京城的许多官吏、百姓、将士，纷纷痛哭。
传旨的汪伯彦斥责地说：“如何时刻，大司马为何要哭？君臣和解，乃是天下的喜事，难道大司马心中不乐吗？”
孙傅怒目而视，却也不得不奉诏而行，将兵权移交给了就守在广济桥对面的卞祥。
于是范琼领兵占据西门，郝思文占据东门，韩世忠占据南门，东京城就这么落入到了梁山之手。
按照约定，除了一万御林军外，其余东京城的禁军官兵纷纷向梁山投降，由卞祥负责整顿整编。
诸路勤王大军之中，最有实力的姚古，也在荥阳以西，见到了朝廷派来的使者，看到赵桓下达的诏书，姚古叹息良久，最终还是选择了向对面的折可求投降。
王伦仍旧没有入城，而是在景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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