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代大潮的起伏跌宕，经历过粮食关大劫的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更加勤奋努力，日益珍惜那来之不易的劳动果实.粮食。渐渐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改善，中午那顿米饭不用抢，也能吃饱了，偶尔还能剩下些，留着第二天早晨炒着吃。由于只有头一天中午吃不完的米饭，才能用来炒着吃，所以当时的炒米饭还是挺金贵的，只能是每人分一点儿，如果先盛饭的，不自觉多盛了，到后边的人就没有了，就只能喝稀饭了。那时在家里，自然而然的形成了规矩，只要父亲在，等也要等到他老人家盛完饭后，大家再盛，就算他收工回来晚了，也要把米饭留出来，因为父亲是一家之主，干的活最多最累，然后是强势的哥哥，再是大姐和我，虽然我不能下地干活，是对家里贡献最少的一个，但得父母偏爱，又都知道我不爱吃稀饭，所以除哥哥四姐之外，基本上，家里人都会让着我。
只要有机会，四姐抢也要抢到我的前边去，实在抢不到，如果临到她那儿没了米饭，就得哭一场，嘴里还会嘟囔着，都有炒米饭吃，就我吃不着，你们都宝贝弟娃，早晚宝贝死算了。其实最吃不着的是母亲，二姐，三姐，因为他们从不争不抢，二姐三姐也明白，就算抢也抢不过哥哥，母亲见饭少了是舍不得吃的，准要省一些出来，紧着我们先吃饱。
那时候的房子顶都是几根檩条，檩条上稀稀落落的钉上竹棍，竹棍上边绑些麻杆，然后上边再铺上稻草，草上抹泥，泥上再铺茅草。所以露在屋内层面的，不仅是檩条竹棍麻干，还有稻草和泥土，有时候风一吹来就会掉草末土渣，到了春天，偶尔还会有小燕子前来筑巢。
堂屋的正上方通常都是摆放一长条供桌，人们为了防止草末泥巴掉落到供桌上，都会在供桌上方，挨屋顶处扎一灰棚，就是用竹棍麻杆做筋骨，绑一长方形的框，再用报纸将其糊平。讲究些的人家，会买上几张大白纸，再糊一遍，显得干净利落。再请剪花匠用彩色的纸，剪上几朵鲜艳的花儿，贴在边角做点缀，中间贴上吉祥喜庆的年画。
我们家的灰棚上贴的是，一个大叔模样的人，肩上扛把锄头，一只手伸着一根大拇指，意思是劳动最光荣。哥哥姐姐们都管他叫，大姆指头傲好的！堂屋的左手边靠墙摆放着一张大方桌，桌子的上下方分别放着两只大椅子，侧面是长条大板凳。早晨，盛完饭，父母大都是在院子里，随便找个地方坐下，赶紧吃了好下地干活去。我和哥哥姐姐们都会端着碗，径直来到堂屋，围坐桌前。哥哥端着大碗米饭，坐在上方，狼吞虎咽，吃的很快，我端着半碗米饭坐在下方，因为舍不得吃，细嚼慢咽。姐姐们各自旁边就坐，坐不下了，就在门边弄张小椅子坐，或倚靠门边立着。正吃着饭，忽然哥哥说弟娃弟娃快看，灰棚上那个人说大拇指头傲号的，我便抬头观望，哥哥就趁机将我碗中的部分米饭扒入自己的碗里。还未待我回过神来，四姐也学着哥哥的样子说，弟娃弟娃你快看，那个人真的说了，大拇指头傲号的，我便再次抬头仔细观察，于是四姐又趁机将我的米饭收入她的碗中。大姐，二姐，三姐都笑我傻，大姐说还不快吃，谁叫你听他们的？看看你碗里的米饭还有吗？当我恍然大悟时，碗里的米饭已所剩无几，大部分已进了哥哥和四姐的肚子里，只能生气的大声喊叫，抹抹眼泪而已。唉，回想小时候这种场景，经常重复上演，自己却不知警惕！
人们在通过艰苦奋斗，节衣缩食之后，日子稍有改善的同时，上边对劳动者的约束力也适当放宽松了些。在劳动之余，有能力的可以搞点小副业，弄点小钱，以补贴家用。要知道，在以前是不叫干的，副业叫资本主义尾巴，是要被割掉的。
记不清当时几岁，大约是到了快要上学的年龄吧，那一年的秋收过后，家里来了位客人，说是疯大舅的大儿子，从小跟着他当兵退伍的叔叔，在东乡，就是江家集长大的，所以我以前从未见过。印象里，他大约二十五六岁的样子，瘦高个，面相和善，爱笑，会做挂面，就是有名的空心贡面。所谓贡面，是古时贡品之面。可能是父亲专程请来教哥哥做挂面的吧。因为哥哥初中毕业后，一直在家务农，父亲想让他学上一门手艺，好有一技之长，以应对他将来无法预测的小日子。
说起做挂面，可是个需要技术过硬，有耐心，能吃苦的精神才可以做到的。且首先得有地方支面槽。父亲将我们家东头房屋，靠下墙根，距屋墙约二尺多远，砌一段约一米多高的矮墙，做一面槽邦，再用木桩钉在原屋墙上做楔子，找来一根直溜檩条，绑在楔子上做另一面槽邦。又买来两捆草帘子做盖被，再找两根略粗些的檩条做架子的腿，再弄两根稍直溜的檩条，将两面锯出平面，使其变成木方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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