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的春天，与往年没有什么太多的不同。不同的是，经过我无数次，诚挚的请求和辩说之后，父母终于同意我再次上北京打工了。
走之前，忽然想起那一次在劳务市场，有人问我要证明介绍信的事儿，并且这段时间，听人传言，好多地方的人都已经办了身份证，我也没见过身份证为何物，但到北京去是否有人查验呢？身份证我肯定是没办法弄的，是不是应该想办法弄一份证明信呢，于是跟父亲一商量，父亲便说让我到村里找那当时的村主任，请他给我写一份证明信。
因前些年哥哥与跟柱杠祸的事，惹的那个五疯子大老陈，上我们家闹了好长时间，后来跟柱又藏了我们家的牛的事，传的沸沸扬扬，闹得全村人都知道，村长的爱人也是好意，听说我要出远门，特意跟我说，你们那个庄子虽然小，但是人很复杂，你要是走了，你们家就更孤单，你庄上那些人会不会再欺负你们家呀？在外边打工又挣不了多少钱，你又会手艺再做个小生意，最好是别出去了，就在家里干也不错啊，还能照顾到家里。我不好意思的撒了个谎说，自己准备去郑州某学校学习油漆技术，很快就会回来，谢谢您的关心。
临走时父亲给我下了命令说，只允许我再到外边自由的晃荡一年，过年回家来，春节后就准备结婚，踏踏实实的在家过日子，不许再生其他枝节。母亲也三番五次的警告我说，不许在外边跟那些不三不四的小女子胡搞，我就看那个长头发辫儿的王姑娘不错，人又老实还能干，而且都是亲戚连着亲戚不远的人，如果要是因为你把这门亲事弄吹了，从外面把别的女孩带回来，我就不认你这个儿子，不允许你进我们家门儿了。不管父母怎样三令五申、义正词严，反正能再次上北京打工就好。于是在那个晴朗的农历二月初，我又背上了行囊，蹬上了北去的列车，上北京找活了。
下了火车，出了站，发现的第一个变化就是，当年建国门的劳务市场，已经不复存在，找活的人们，都聚集在崇文门南大街，路口红绿灯一侧，翘首以待。
我找了一个背风向阳的地方，放下挎包，坐在那里慵懒的晒着太阳。不一会儿，但见拥来四面八方找工作的人，且越聚越多。他们有些老朋友般聚在一起，谈笑风生，有些人却独自彷徨，愁眉苦脸。还有些人蹒跚着步伐，来回走动着，四处张望着，寻找着被前来招人老板发现的机会。还有些人，似乎要迎接前来招工的大老板般谦逊，甚至紧张到，小心翼翼的，看起来让人生怜，期待的目光中流露出瞬间惊喜，间或又悲伤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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