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庆六年(1572年),明穆宗朱载坖驾崩,10岁的朱翊钧即位。朱翊钧于年号万历,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他在位初期,由张居正等大臣辅佐,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社会经济有很大的发展,开创了“万历中兴”的局面。但后期,他荒于政事,长期不理朝政,国家运转几乎停摆。明朝逐渐走向衰落。
从他爷爷朱厚熜后期沉迷炼丹修道不理朝政,到父亲朱载坖后期的沉迷享乐,再到自己后期的长期怠政,这种连续几代皇帝在统治后期出现的消极执政态度,对明朝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都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也暴露出封建帝制下权力高度集中、缺乏有效监督和制约机制的弊端,容易导致皇帝的个人行为对国家命运产生重大影响。
朱翊钧年幼的他在张居正等大臣的辅佐下,奋力开启了一段扭转乾坤的复兴之旅,这便是赫赫有名的“万历中兴”。
且说那考成法,张居正为了整治官场慵懒怠政的风气,精心制定了这一严规。规定六部和都察院把所属官员应办的事情定立期限,并分别登记在三本账簿上,一本由六部和都察院留作底册,另一本送六科,最后一本呈内阁。
六部和都察院按账簿登记,逐月进行检查。对所属官员承办的事情,每完成一件须登出一件,反之必须如实申报,否则以违罪论处;六科亦可根据账簿登记,要求六部每半年上报一次执行情况,违者限事例进行议处;最后内阁同样依账簿登记,对六科的稽查工作进行查实。
礼部的员外郎王大人,本是个混日子的主儿。考成法一出,他起初不以为意,依旧散漫行事。待到期限将至,他负责的祭祀筹备事宜仍未完成。这可不得了,被六科狠狠参了一本,不仅被罚了俸禄,还降了职。这事儿一出,满朝官员皆惊,谁也不敢再轻视这考成法,办事效率那是蹭蹭上涨。
张居正亲自带着一帮官员深入福建乡村,与当地百姓交谈,实地丈量土地。遇到那豪强权贵霸占土地却不纳税的,张居正毫不手软,坚决清查。福建试点成功后,迅速推向全国。
这一条鞭法,从前百姓交税,又是粮食又是布匹,繁琐不堪。如今统一折成银两,简单明了。富商原本想尽办法偷税漏税,这下子可没了空子可钻,乖乖按章纳税。
在张居正的全力治理下,黄河水患得以控制,淮河航运通畅,运河运输繁忙,南北货物往来频繁,商业繁荣。
朱翊钧皇上慧眼识珠,重用戚继光和李成梁。为明朝的边疆稳固发挥了关键作用。
戚继光在蓟门,致力于操练兵马,他所统领的军队纪律严明,军容整肃。有一回,鞑靼派出一小股精锐部队妄图趁夜偷袭。戚家军凭借着严密的军阵和出色的战术,给予鞑靼敌军以沉重打击,使其丢盔弃甲,落荒而逃。
李成梁在辽东威名远扬,他凭借着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敏锐的洞察力,多次识破敌军的阴谋。面对来犯之敌,他指挥若定,果敢坚决,一次次成功将侵犯之敌阻挡在国门之外。
戚继光的晚年颇为凄凉。张居正病逝后,戚继光受到牵连,被调往广东,最终在穷困潦倒中离世。
李成梁则因后期在边事上的一些失误,以及放纵努尔哈赤势力的崛起,受到了诸多指责。
这段历史见证了两位名将的辉煌与坎坷,他们的功绩与遭遇都成为了明朝历史中不可磨灭的印记。
当时间来到万历皇帝执政的中期,之前的繁荣安宁开始面临新的挑战与考验,形势变得复杂起来。
“国本之争”则是围绕着皇长子朱常洛的册立问题展开。万历皇帝宠爱郑贵妃,欲立郑贵妃之子朱常洵为太子,而大臣们依据封建礼法,坚持应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这场争论持续了多年,众多大臣纷纷上书谏言,导致万历皇帝与大臣之间关系紧张。
最终以朱常洛被立为太子而告终,但这场旷日持久的争斗使得朝廷内部党争加剧,政治风气败坏,也为明朝后期的政治危机埋下了隐患。
朱翊钧亲政后,对冯保和张居正进行了清算。冯保作为司礼监掌印太监,张居正作为内阁首辅,二人在万历初期权势显赫,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万历十年六月,张居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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