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留在了占领区。德军指挥部竟然准备用这些3岁至14岁的孩子为受伤德军提供移植器官。孤儿院院长米哈伊尔·福林科设法于1943年秋天将孩子们带到农村，并与邵尔斯游击队的侦察兵取得联系，计划开展“小星星”行动，营救孤儿院的孩子们。 1944年2月18日晚，游击队士兵带领近200人走出村庄，穿过白雪覆盖的田野，进入森林，用马车将大家送到游击队控制的地区。然而，很快人们发现德军正在集结大批部队，准备报复游击队，情况紧急，必须尽快用飞机将这些孩子送往苏联后方，因为孩子中有很多不满5岁，而且还生着病。 飞行员马姆金就是参与夜航运送孤儿飞越前线的飞行员之一。1944年4月11日，马姆金驾驶p-5飞机搭载最后一批撤离人员离开，其中包括10名儿童、一名教师和两名游击队伤员。在飞越前线时，飞机遭到德军袭击，弹片击穿油箱，飞机起火。马姆金身负重伤，他设法将飞机降落在苏联境内一片结冰的湖面上。其他人员得以幸免于难，马姆金却因严重烧伤于4月17日在医院去世。 如今健在的乘客加莉娜·季先科回忆说：“飞行员夜间抵达，当时有一些摄影师在控制区拍摄，这使关于此次行动的一些珍贵镜头被保存下来。摄影师们当时正在拍摄一部关于游击队员的影片，他们也拍了我们这些孩子，我们曾多次演练登机……飞行员马姆金在游击队员中格外引人注目，他穿着时髦的制服，里面是毛皮，戴着飞行员护目镜。” 加莉娜回忆道：“我乘坐飞机时情况是这样的，我们7个人被带到驾驶舱后面一间没有玻璃的领航员隔舱。为了返程时能运更多的人，飞行员来的时候没有带领航员。一位老师带着自己4岁的儿子和另外两个孩子被安置在一间封闭隔舱里。在机身末端放着两副担架，上面躺着两名游击队伤员。我们一共13人，孩子们都不害怕，因为见过太多次了。我们就这样起飞了。在穿越前线的飞行中，我们被一架德国战斗机追上，第一次它从我们身边呼啸而过，但没有开火。第二次相遇时，我们的飞机已经被击中，但没有听到枪声，子弹像豆子打在胶合板上一样。第三次，德军战斗机再次向我们的飞机开火，打伤了飞行员，马姆金猛地抖了一下，抱住了头。空气中弥漫着汽油的味道……我这辈子都忘不了听到的那些‘石子’敲击的声音。多少年过去了，现在我还能听到子弹打在飞机钢板上的声音。那时我10岁，‘石子’击穿了油箱，我们的飞机着火了，机头突然冒出蓝色的火光，就像喷灯喷出的一样。火势蔓延到马姆金的驾驶舱。我只能看到他的背部和双手，他的手一直紧握操纵杆。我记得他背上的制服突然破裂，毛皮向外翻卷。这时，突然传来一声巨响……飞机撞到灌木丛，又滚到湖面上。所有人都跳了起来，帮忙打开舱门，带着孩子的老师和伤员先出来。令人惊讶的是，没有人在撞击中受伤。游击队员腿上有伤，无法行走，我们把他们放在毯子上，拖离正在燃烧的飞机。但是，我们找不到马姆金了。” 沃洛佳·沙什科夫回忆说：“我爬到机翼上，爬过隔板，我以为飞行员被大火烧得倒在地板上了，但驾驶舱里只有一个装在护袋里的降落伞。我们开始寻找飞行员，后来在灌木丛里发现了昏迷不醒、身上还着着火的飞行员。我们赶紧扑灭了他身上的火，发现他已经被严重烧伤，双腿、胸部、颈部和手臂都有烧伤。” 马姆金在前线飞了70多次，为游击队运送了数十吨弹药，并将280名伤员带出战区。1943年，他被授予一级卫国战争勋章。1944年，他被授予红旗勋章。 **故事三：叙利亚老爷爷抚养11名孤儿** 叙利亚老人阿卜杜拉扎克·哈通今年83岁，战争夺走了他的妻子和13个孩子，但他忍住悲痛，抚养了11名孤儿。 他的故乡在叙利亚西部的哈马省，而他目前居住在伊德利卜哈巴努什村。在一片被橄榄树包围的狭长土地上，他和其他30名幸存的家庭成员搭起了四座帐篷。 在其中一座帐篷里，这位老爷爷坐在一张细长的床垫上，他的“孙子”“孙女”们，年龄从1岁到14岁不等，挤在他周围仔细阅读课本。 哈通在战争爆发前是一名农民，他曾先后娶过三个妻子，是27个孩子的骄傲父亲。但是战争让哈通家破人亡。 在一个帐篷里，哈通的11个“孙子”“孙女”蜷缩成一个圆圈，吃着大饼、橄榄和用橄榄油浸泡的干百里香。一位14岁的女孩在膝盖上抱着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把面包传了过来。在他们身后，一条绳子挂在帆布墙上，上面挂着几条毛巾。 哈通说，他太年迈了，不能工作，但他会为孙子孙女做任何事，希望他们过上幸福的生活。他希望他们有一所房子，而不是帐篷，还有一辆可以四处旅行的车，只要他活着，就不会剥夺他们任何东西。 巴图尔是哈通的一个寡妇儿媳，在哈通的一些幸存的孩子离开饱受战争蹂躏的叙利亚，在邻国土耳其和黎巴嫩寻求更好的生活后，巴图尔帮助他照顾这些孩子。 在土耳其靠近叙利亚边境的雷伊汉勒镇的“家园”孤儿院，也生活着许多叙利亚孤儿。五岁的叙利亚女孩巴图尔长着一张圆脸和两只大眼睛，当她和其他叙利亚孩子用阿拉伯语和英语唱歌时，她的眼睛滴溜溜转来转去。 孤儿院一楼的教室装饰得五颜六色，楼上的宿舍也很整洁。从孤儿院楼上的窗户向外望去，孩子们可以看到附近位于叙利亚边境一侧的阿特梅难民营。这里的孩子们大部分都失去了父亲，有些人也失去了母亲。一些母亲还活着，但在家里养活不起，因为她们试图在雷伊汉勒及其周围找工作。 孤儿院的负责人尼哈德·阿布迪说，孩子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清楚地记得他们的父亲过去是如何拥抱和亲吻他们的，一些人还记得父亲如何丧生。这里的孩子们在相对安全的环境中被养育和照顾，远离叙利亚的战火，但他们也在与自己目睹的恐怖作斗争。 同为叙利亚难民的心理治疗师贝什尔·侯赛因，为来到土耳其的叙利亚孤儿提供帮助，帮助他们培养应对技巧。战争导致许多孩子辍学，无事可做。而儿童的创伤后压力通常表现为攻击性和其他反社会行为。对于6到13岁的儿童，治疗包括疗法过程以及护工与儿童答应条件，对于满足特定行为要求的幼童会给予奖励。但大一点的孩子更难治疗，因为他们承受了大量的创伤。 一些在孤儿院长大的人开始了远离叙利亚暴力的生活。12岁的鲁巴·莎丽什是孤儿院少数几个被意大利寄宿学校录取的孩子之一。2016年春天，她要去欧洲开始她的新学校和新生活。一直面带微笑的鲁巴用流利的英语说，她会“想念这里的老师和朋友”。 **故事四：志愿军战士收养朝鲜女儿** 1951年6月25日，朝鲜人民军打响了反击南朝鲜挑衅的第一枪。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27军243团1连连长黄万丰，于1950年11月7日正式赴命奔向朝鲜。 12月初，243团迎来了入朝之后的第一场战斗，负责支援阻敌美第7师撤退路线的242团。那场战斗打得极为惨烈，当黄万丰率领1连赶到时，242团的某支连队打得仅剩下两个班。经过一夜的激战，成功消灭美第7师“北极熊团”。 12月2日深夜，黄万丰所在的1连经过短暂休整，又接到新的战斗命令。此时，一个朝鲜语联络员抱着一个小女孩匆匆跑来。这个名为娇静子的小女孩是个孤儿，父母于前日的逃亡中不慎被美军轰炸机击中，当场毙命。小女孩的去处成了难题，如果交给联络员负责照顾，势必会影响命令传达；留下孩子，1连又身负作战任务。黄万丰看着联络员怀中熟睡的娇静子，动了恻隐之心，决定挑着年仅5岁的她去打仗。 他腾出一个大筐将娇静子放进去，为避免冻伤，还把自己的行军被裹在她身上。小家伙起初有些害怕，但很快就安静下来，即便身边响起枪声，她也不哭不闹。休息时，黄万丰通过联络员得知，娇静子奶声奶气地问：“叔叔，你们就是志愿军吗？妈妈告诉我，你们是来拯救我们的。”黄万丰哄着她：“叔叔们一定会将坏人赶出朝鲜大地！”娇静子似乎想妈妈了，又问：“叔叔，你知道我妈妈去哪儿吗？”黄万丰内心一沉：“你的妈妈去了很遥远的地方，她特地来让我照顾你。”随后，他将娇静子牢牢抱在怀中。 时间一晃两年过去，黄万丰在这两年里不知挑断了多少扁担与大筐。他一边照顾娇静子，一边指挥作战，把她照顾得很好，两人感情也愈发深厚。娇静子慢慢理解了黄万丰昔日的话语，对他的称呼从“志愿军叔叔”改为了“阿布吉”（朝鲜人称呼父亲的叫法）。 1952年，党中央下达了分批回国换防的指令，黄万丰所在的27军是首批要回国的部队之一。为了能将女儿带回国，他第一时间向上级提交书面报告。他一边教授娇静子中文，一边给她说起家乡的美食。然而，一条撤军政策传来：党中央考虑到中朝两国关系，禁止将任何朝鲜人带回国。 在这两年的相处中，黄万丰在娇静子身上倾注了许多心血。有两次战斗让他记忆深刻，27军战后统计显示：全军经此一战仅剩2000余人，全军战后仅剩40余个战斗连队，其中绝大部分连队都不足40人，而黄万丰所在的1连，战后也不过才50余人。 一次是刚与娇静子相识不久后，美军为顺利撤退，集结前所未有的力量进攻1224高地。此战，美军共集结数百辆坦克、一百多架战斗机。黄万丰带着娇静子在战场上，心中只有一个信念：保护好女儿。最终，他们成功击退了敌人。 还有一次，战况同样惨烈，黄万丰多处负伤，但他始终没有放弃保护娇静子的念头。幸运的是，他们再次挺了过来。 后来，黄万丰不得不与娇静子分别。撤军那天，娇静子紧紧拉着他的手，哭着说：“阿布吉，不要丢下我，我要跟你一起走！”黄万丰心如刀绞，他抱起娇静子，轻声说道：“女儿，阿布吉也舍不得你，但这是命令，阿布吉必须服从。你要好好生活，等你长大了，阿布吉会来看你的。”最终，他还是忍痛将娇静子交给了朝鲜当地的老乡。 多年后，黄万丰老人回忆起这段往事，不禁老泪纵横：“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带女儿回国！” 这些真实的故事展现了在战争的残酷背景下，人性的光辉和善良依然闪耀着温暖的光芒，人们为了救助战争孤儿，不惜付出巨大的努力甚至生命，为孩子们带去了希望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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