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确仕与吏的职责和权限范围、提高行政效率、加强官员队伍建设以及维护官场秩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这一制度也为后世的官吏管理制度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为什么钱穆先生对于西汉开始的仕和吏分开，做出“中华文明早熟论”的原因之一。
钱穆先生提出“中华文明早熟论”，基于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全面考察和深刻分析。然而，可以从钱穆先生的学术观点和历史研究中，探讨从西汉开始的仕和吏分开制度，如何与“中华文明早熟论”相联系。
一、钱穆先生的“中华文明早熟论”概述
钱穆先生认为，中华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展现出了超时代的政治早熟现象。 他观察到，中国在公元之前就已经拥有了类似二十世纪超级国家的形态，如皇帝能够直接派遣官僚向广大人民征兵抽税、受理诉讼及刑事案件等，这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是前所未有的。这种早熟的政治形态体现了中华文明在政治制度、行政管理等方面的先进性和成熟度。
二、仕和吏分开与“中华文明早熟论”的间接联系
行政管理的精细化：
西汉开始的仕和吏分开制度，使得官员（仕）与具体事务的执行者（吏）之间有了明确的职责划分。这种分工合作有助于行政管理的精细化和专业化，提高了政府的工作效率。这种精细化的行政管理方式，是中华文明在政治制度上早熟的一个体现。
官僚体系的完善：
仕和吏的分开也意味着官僚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官员负责决策和治理，而吏则负责具体执行。这种官僚体系的建立，使得政府能够更有效地管理国家事务，应对各种挑战。完善的官僚体系是中华文明在政治上早熟的重要标志之一。
政治制度的先进性：
虽然仕和吏分开制度本身并不直接等同于政治制度的先进性，但它作为官僚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反映了当时中国政治制度在结构设计、职能划分等方面的先进性和成熟度。这种先进性和成熟度是中华文明在政治上早熟的重要支撑。
三、归纳与总结
综上所述，钱穆先生提出的“中华文明早熟论”是基于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全面考察和深刻分析得出的结论。 虽然西汉开始的仕和吏分开制度并非直接构成“中华文明早熟论”的全部内容，但它作为官僚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与中华文明的早熟现象存在间接联系。这种联系体现在行政管理的精细化、官僚体系的完善以及政治制度的先进性等方面，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在政治上早熟的重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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