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刘邦虽然在制度层面只做了小幅度修改，沿用了大量秦朝的旧有制度，但在统治方式上，却与秦朝截然不同，他采取了更为柔和的统治方式，使得百姓逐渐接纳和适应了这些新的制度。
汉朝初期，由于历经秦朝以来的战乱，社会生产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国家经济几近崩溃，以至于“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盖藏……米至十万钱，马一匹则百金”，更为重要的是，秦汉虽然皆一定程度实现了国家的大一统，但由于春秋战国以来的长期割裂，全国各地的百姓在文化、习俗等层面仍然有着极大的差异，社会矛盾极为尖锐。
在这种情况下，刘邦为了修复长期战乱造成的创伤，尽快恢复经济，避免激发新的矛盾，导致国家处于动荡，他没有继续采用秦朝那种高压治国策略，而是在陆贾等人的建议下，主张以道家的黄老思想治国，采用“无为而治”的治国方略。
也就是说，只要百姓不违反律法，那么朝廷便不会过多地干预、影响百姓的生活生产，使得百姓的创造力可以充分发挥，使得百姓的积极性得以充分调动，同时可以更为自然地实现民间文化、习俗的融合，给予了百姓最大程度的休养生息，使西汉的局势迅速得以稳定。
西汉立国后，陆贾曾向刘邦推荐《诗经》《尚书》等儒家经典，但刘邦一直以来便比较讨厌儒家那套空谈理论，因此骂道，“我马上打的天下，要诗书何用？”
陆贾则反驳道，“马上得到天下，又岂能在马上治理？”
陆贾便以商周和秦朝的兴亡为例，向刘邦说明了推行仁义的重要性，“商汤、周武王文武并用，所以国运长久；吴王夫差、智伯穷兵黩武而灭亡；秦一味严刑峻法，终致亡国。”
听罢，刘邦面有惭色，这才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便命令陆贾着书论述秦亡汉兴、天下得失的道理，以资借鉴。陆贾遂着文十二篇，每上奏一篇，刘邦都极力称赞，称其书为“新语”。
陆贾的理论之所以能够得到刘邦重用，更为重要的是他虽然倡行仁义，但却认识到了儒家思想的不合时宜，因而兼采众家之所长，以道家思想为主导，将道家、法家和儒家思想进行了改进与糅合，进而提出了更为贴近现实、更能解决问题的“无为而治”思想。
在这种“无为而治”的思想下，陆贾认为在律法上应该“文武并用，德刑相济”，他认为治国必须依靠“法治”，但却要适当，做到与民休息，不干民、不扰民。因此，汉朝的《九章律》不再像“秦律”那样细致和严苛，从而创造了更为宽松的律法环境。为此，刘邦甚至在秦朝监察体系的基础上，除了中央朝廷仍由御史大夫监察百官外，废除了地方上的监御史制度，改以封国与地方互相监督，使得百姓约束大为减轻。
在官员选拔任用方面，汉初虽然仍然沿袭了秦朝的军功爵制，但同时为了弥补这种制度下，武官较多而文官较少，导致国家极富侵略性的缺陷，在选官制度并不完善的情况下，刘邦多次下达求贤令，想方设法招揽士子阶层进入朝廷，充实各级官吏队伍。
刘邦的这一通操作，不仅套用了秦朝已经实践成熟的制度，使得西汉的统治迅速得以运作，同时又分析改良了秦朝的各种不足，减轻了社会矛盾，使得社会经济发展得以恢复，迅速赢得了天下臣民对于朝廷的拥护。
也正因此，即便后来因为中央朝廷与地方诸侯王的矛盾，仍然时常有战争爆发，但天下却并未因此再度陷入战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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