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夫人对女儿说道：“凤英，你替妈妈给这位叔叔磕几个头，表示我们的感谢。”
李斯年正要阻拦，小女孩却已经从他身上挣脱下来，在地上恭恭敬敬地磕了几个响头。
他连忙将她拉起来，重新搂入怀中，轻轻拂去她额头上的灰尘。
接着，李斯年关切地说道：“嫂子，我还是送您去医院看看吧。您身体本就不好，现在还怀着孕，今天又遭遇了这样的变故。”
施夫人摇了摇头，说道：“不用了，都是老毛病了。施洋在世的时候带我去医院看过，钱花了不少，也没什么起色。”
李斯年又提议道：“嫂子，我明天就要回沪上了。要不您和凤英跟我一起走吧，我保证会把凤英和你腹中的孩子培养成人，让他们以后继承施律师的遗志。”
然而，施夫人坚定地拒绝了，她说道：“谢谢你的好意。我早就已经想好了，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为我丈夫讨回公道。他一向与人为善，遵纪守法，不能这样不明不白地被安上一个罪名就给杀头了。我要去北京，去立法院，去总统府喊冤，让那些恶人得到应有的惩罚！”
李斯年劝道：“嫂子，那些军阀都是沆瀣一气，况且北京的大总统如今也管不到吴大帅的头上。”
但施夫人依然坚持道：“我丈夫生前常常和我说，现在是民国了，凡事都要讲法律。我不相信这样的冤情会没有人管。”
李斯年不禁感叹，这位施夫人也被丈夫带成了一名理想主义者。
只可惜华国的法治建设速度还远远达不到他们所期望的那种高度。
尽管如此，这对夫妇的勇气和信念仍然令人钦佩。
于是，李斯年便没有再多劝。
施夫人接着说道：“李教授，我丈夫曾和我提起过您，说您是一位大知识分子。我想请您帮我写一份申诉书。”
李斯年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
他当场提笔，仿照施夫人的语气，起草了一份《为夫鸣冤书》，详细记录了施洋的遭遇以及军队警察对他的迫害，然后交给了施夫人。
李斯年又从身上掏出一些钱，递给施夫人，说道：“嫂子，这里还有一些盘缠，您先拿着用。我年后过一段时间也会回北京，我把家里的地址留给您，到时候您要是有什么困难也可以直接去找我。”
施夫人接过申诉书和盘缠，泪流满面地说：“李教授，您真是我们夫妇的大恩人！我丈夫能有您这样的朋友，也是泉下有知了。”
第二天早晨，李斯年与卡洛琳再次踏上了返回上海的那班熟悉的轮渡，卡洛琳依旧买了同一个舱室的票。
来的时候，李斯年灵感迸发，几乎是不眠不休地在赶稿，而卡洛琳则是呼呼大睡了一路。
然而，到了返程的时刻，两人的状态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这一次，李斯年也没问卡洛琳为什么还是两人共住一舱，一上船，便迫不及待地趴在了床上，瞬间陷入了沉睡。
在武汉的这两天两夜，他几乎未曾合眼，身心俱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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