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两周的时间，我就置身于中午时分拥挤的人群中，身处庞大的无辜者公墓。这里有古老的墓穴和散发着恶臭的敞开式坟墓——这是我见过的最奇异的集市——在这股恶臭和喧闹声中，我俯身对着一位意大利写信人，口述我给母亲的第一封信。
是的，我们日夜兼程，安全抵达了。我们在西岱岛有了房间，我们无比快乐。巴黎温暖、美丽、宏伟，超出了所有想象。
我真希望能自己拿起笔给她写信。
我真希望能告诉她这是什么感觉，看到这些高耸的宅邸，古老蜿蜒的街道上挤满了乞丐、小贩、贵族，拥挤的林荫大道旁是四五层的房屋。
我真希望能向她描述那些马车，镀金和玻璃装饰的华美车辆在新桥和巴黎圣母院桥上轰隆隆地挤过，从卢浮宫、皇家宫殿前驶过。
我真希望能描述那些人，那些穿着带花纹长袜、手持银制手杖的绅士，穿着淡色便鞋在泥泞中行走；那些戴着镶珍珠假发、穿着丝绸和棉布衬裙的女士；还有我第一次真切地瞥见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本人在杜伊勒里花园中大胆漫步。
当然，在我出生多年前她就已经见过这一切。她曾随父亲在那不勒斯、伦敦和罗马生活过。
但我想告诉她她给予了我什么，在巴黎圣母院听到唱诗班的歌声是什么感觉，和尼古拉斯挤进拥挤的咖啡馆，与他的老同学在英式咖啡馆聊天是什么感觉，穿上尼古拉斯的漂亮衣服——他让我这么做的——站在法兰西喜剧院的脚灯下，崇敬地抬头望着舞台上的演员是什么感觉。
但在这封信里，我所写的也许是其中最好的部分，我们在西岱岛的阁楼房间的地址，还有这个消息：
“我在一家真正的剧院被雇用，作为一名演员学习，很快就有很好的表演机会。”
我没告诉她的是，我们要爬六层楼梯才能到房间，我们窗下的小巷里男男女女争吵尖叫，由于我拉着我们去看了城里的每一场歌剧、芭蕾舞和戏剧，我们的钱已经花光了。
我工作的剧院是一家破旧的小林荫大道剧院，比集市上的舞台高一级，我的工作是帮演员们穿衣、卖票、打扫、赶走闹事的人。
但我又身处天堂了。尼古拉斯也是，尽管城里没有一家像样的管弦乐队雇用他，他现在和我工作的剧院里的一小群乐手一起演奏独奏，当我们真的手头拮据时，他就在林荫大道上演奏，我在他旁边举着帽子。我们真是不知羞耻！
每晚我们跑上楼梯，拿着一瓶便宜的葡萄酒和一条美味的巴黎甜面包，这对我们来说简直是仙馔，毕竟我们在奥弗涅吃的东西太差了。在我们唯一的牛油蜡烛的光下，阁楼是我住过的最辉煌的地方。
正如我之前提到的，除了在旅馆，我很少在小木屋房间里待过。嗯，这个房间有灰泥墙和灰泥天花板！这真的是巴黎！有抛光的木地板，甚至还有一个小小的壁炉，配有一个新烟囱，真的能通风。
就算我们不得不睡在凹凸不平的床垫上，邻居们的争吵把我们吵醒又怎样。我们在巴黎醒来，可以手挽手在街道和小巷里漫步几个小时，窥视那些摆满珠宝、餐具、挂毯和雕像的商店，那些我从未见过的财富。
就连散发着恶臭的肉类市场也让我高兴。城市的喧嚣和嘈杂，成千上万的劳工、职员、工匠不知疲倦的忙碌，来来往往的无尽人群。
白天，我几乎忘记了旅馆里的情景和黑暗。除非，当然，我在肮脏的小巷里瞥见一具无人收殓的尸体，这样的尸体有很多，或者碰巧在格雷夫广场看到一场公开处决。
而我总是在格雷夫广场碰巧看到一场公开处决。
我会颤抖着走出广场，几乎是呻吟着。如果不分散注意力，我会一直想着这件事。但尼古拉斯态度坚决。
“莱斯特，别再谈论永恒、不变、未知！”他威胁说，如果我开始说，他就打我或摇晃我。
当黄昏来临——这是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讨厌的时刻——不管我是否看到了处决，不管这一天是辉煌还是烦恼，我都会开始颤抖。
只有一件事能让我摆脱它：灯火通明的剧院里的温暖和兴奋，我确保在黄昏前安全地待在里面。
在当时的巴黎，林荫大道上的剧院根本不是合法的剧院。只有法兰西喜剧院和意大利剧院是政府批准的剧院，所有严肃的戏剧都属于它们。这包括悲剧和喜剧，拉辛、高乃依、才华横溢的伏尔泰的作品。
但我喜爱的古老的意大利喜剧——潘塔隆、哈勒昆、斯卡拉穆什等等——和以前一样，在圣日耳曼和圣洛朗集市的舞台表演中，与走钢丝的人、杂技演员、杂耍艺人、木偶戏演员一起继续存在着。
林荫大道剧院就是从这些集市发展而来的。在我所处的十八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它们沿着圣殿林荫大道成为了永久性的场所。尽管它们面向的是那些看不起大剧院的穷人，但也吸引了很多富裕的人群。
很多贵族和富有的资产阶级涌入包厢观看林荫大道的表演，因为它们生动有趣，充满才华，不像伟大的拉辛或伟大的伏尔泰的戏剧那么呆板。
我们表演意大利喜剧，就像我以前学的那样，充满即兴表演，所以每晚都是新的、不同的，但又总是相同的。
我们也唱歌，表演各种各样的胡闹，不仅因为人们喜欢，还因为我们不得不这样做：我们不能被指责打破了国家剧院对正统戏剧的垄断。
剧院本身是一个摇摇欲坠的木笼子，最多能容纳三百人，但它小小的舞台和道具很优雅，有一个豪华的蓝色天鹅绒幕布，包厢还有屏风。演员们经验丰富，确实很有才华，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
即使我没有新患上这种对黑暗的恐惧，这种尼古拉斯坚持称之为“死亡病”的东西，走进那扇舞台门也不可能更令人兴奋了。
每晚五六个小时，我在这个充满叫喊、欢笑、争吵的男女的小世界里生活和呼吸，为这个人争取，反对那个人，我们在幕后都是同志，即使不是朋友。
也许这就像在海洋中的一条小船上，我们所有人一起努力，无法逃避彼此。这太美妙了。
尼古拉斯就没那么热情了，但这也是意料之中的。当他那些有钱的学生朋友来找他聊天时，他变得更加讽刺。他们认为他像这样生活简直是疯了。
而对于我，一个为女演员穿衣、倒脏水桶的贵族，他们根本无话可说。
当然，这些年轻的资产阶级真正想要的是成为贵族。他们购买头衔，只要有机会就和贵族家庭联姻。这是历史上的一个小玩笑，他们卷入了革命，帮助废除了他们实际上想加入的阶级。
我不在乎是否还能再见到尼古拉斯的朋友。演员们不知道我的家庭背景，为了这个非常简单的莱斯特·德·瓦卢瓦（实际上这个名字没什么意义），我放弃了我的真名，德·利翁古尔。
我在努力学习舞台上的一切。我背诵、模仿。我问个不停。每晚只有在尼古拉斯演奏小提琴独奏的时候，我的学习才会暂停。
他会从小小的乐队座位上站起来，聚光灯会把他从其他人中挑出来，他会开始演奏一首小奏鸣曲，优美动听，恰到好处，让全场为之沸腾。
而我一直梦想着属于自己的时刻；当那些我学习、纠缠、模仿、像仆人一样伺候的老演员们最终会说：“好了，莱斯特，今晚我们需要你演莱利奥。现在你应该知道该怎么做了。”
终于在八月底，这一刻到来了。
巴黎正处于最温暖的时候，夜晚几乎是温和的，剧院里挤满了坐立不安的观众，他们用手帕和传单给自己扇风。我涂白脸的厚白漆都化了。
我佩着一把硬纸板做的剑，穿着尼古拉斯最好的天鹅绒外套，走上舞台前我在颤抖，心想：“这就像等着被处决之类的。”
但我一走上台，就转身直接看向拥挤的大厅，最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恐惧消失了。
我对着观众微笑，然后慢慢地鞠躬。我盯着可爱的弗拉米尼亚，好像是第一次见到她。我一定要赢得她。闹剧开始了。
舞台像多年前在那个遥远的乡村小镇一样属于我。我们在舞台上疯狂地蹦跳——争吵、拥抱、扮丑——笑声震动了整个剧院。
我能感觉到观众的关注，就像被拥抱一样。每一个手势，每一句台词都引来观众的欢呼——这几乎太容易了——如果其他演员，急于进入下一个“把戏”，他们最终没有把我们推向侧翼，我们可以再演半个小时。
观众们站起来为我们鼓掌。这可不是乡下的露天观众。这些是巴黎人，喊着让莱利奥和弗拉米尼亚再出来。
在侧翼的阴影里，我晕头转向。我几乎要瘫倒了。那一刻我什么也看不见，只有观众透过脚灯向上看我的情景。我想马上回到舞台上。我抓住弗拉米尼亚亲了她，意识到她也在热情地回吻我。
然后雷诺，那位老经理，把她拉开了。
“好了，莱斯特，”他好像有点生气地说，“好了，你做得还不错，从现在起我会定期让你上台。”
但我还没来得及高兴得跳起来，一半的剧团成员就围了过来。女演员卢奇娜马上说道：
“哦，不，你不能定期让他上台。”她说，“他是圣殿林荫大道上最英俊的演员，你应该直接雇用他，直接给他付钱，而且他再也不用碰扫帚或拖把了。”
我吓坏了。我的演艺生涯才刚刚开始，就要结束了，但令我惊讶的是，雷诺同意了她所有的条件。
当然，被称赞英俊让我很得意，而且我像多年前就明白的那样，莱利奥，那个情人，应该很有风度。任何有教养的贵族都很适合这个角色。
但如果我想让巴黎的观众真正注意到我，如果我想让他们在法兰西喜剧院谈论我，我就不能只是一个从侯爵家掉出来的金发天使登上舞台。我必须成为一个伟大的演员，这正是我决心要成为的。
那天晚上，尼古拉斯和我大醉一场来庆祝。我们把整个剧团都请到我们的房间，我爬到湿滑的屋顶上，向巴黎张开双臂，尼古拉斯在窗口拉小提琴，直到我们把整个街区都吵醒了。
音乐令人陶醉，但人们在小巷里咆哮、尖叫，敲打着锅碗瓢盆。我们不在乎。我们像在女巫之地一样又唱又跳。我差点从窗台上掉下去。
第二天，手里拿着酒瓶，我在散发着恶臭的阳光下，在无辜者公墓向意大利写信人口述了整个故事，并确保信马上寄给了我的母亲。我想拥抱在街上看到的每一个人。我是莱利奥。我是一名演员。
到了九月，我的名字出现在了传单上。我也把那些寄给了我母亲。
而且我们不再表演古老的喜剧了。我们在演一位着名作家的闹剧，由于剧作家们的大罢工，这部剧无法在法兰西喜剧院上演。
当然我们不能说出他的名字，但大家都知道是他的作品，每晚都有半个宫廷的人挤在雷诺的剧院里。
我不是主角，但我是年轻的情人，实际上又有点像莱利奥，这几乎比主角还好，我在我出现的每一场戏里都抢尽了风头。
尼古拉斯教我这个角色，因为我不学习阅读而不断地对我大喊大叫。到了第四场演出，剧作家为我写了额外的台词。
尼克在幕间休息时有了自己的时刻，他最新演奏的一首轻快的莫扎特小奏鸣曲让观众留在座位上。甚至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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