够很好的制衡赵匡胤率领的禁军。
同时，在郭荣看来，韩通、王溥一文一武，少有交集，即便韩通在赵匡胤率领禁军作乱时不作为，还有王溥可以顶上。
这样一来，大周两支最强大的军事力量，禁军、亲军之间也形成了制衡关系。
不难看出来，为了幼子顺利继位、为了大周江山，柴荣可谓用心良苦，将外戚、文臣、武将及“智囊团”安排的井井有条，四份诏书如果能够得到有效执行，也意味着现有后周统治集团的大洗牌。
只可惜、十分可惜、万分可惜，郭荣没有想到，一切变生肘腋，一切猝不及防，他费尽心力制定出来的托孤计划，因为赵匡胤这一个变数，沦为后世笑柄。当“赵检点”变成“赵官家”之后，当大周变成大宋之后，一代英主郭荣，也被历史书写者以春秋笔法，描写成五代十国时期可有可无的皇帝，毕竟，相比赵匡胤统一天下、结束乱世的成就，郭荣的功绩显得微不足道，后来的食利阶级，坦然地享受“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一句话，郭荣失败了，他败在对人性的认识不够深刻，更败在了对自己太过自信。
甚至可以说，郭荣犯了刚愎自用的毛病。
回顾郭荣短暂的一生，最能概括的一个字就是“急”，尤其他登基称帝之后，处处表现出一种时不我待的急迫感。
六年，具体来说，是五年零六个月，郭荣就打下了大大的地盘，而代价，就是常年的高负荷工作，事实证明，郭荣不仅严苛地压榨自己，也近乎残酷地压榨官僚。
举一个例子，郭荣为了实现大业，对后周的管理体制进行了系统改革，归纳起来就是“文官备战、武将征战”，文官集团负责一切战争所需要的物资准备，而武将只管打仗、抢地盘，这样简单的模式，自然是十分高效率的。
然而，郭荣忽略了一个大问题，“备战”与“征战”是完全不同的工作体系，前者需要不仅需要充沛的物资供应，还需要充足的时间、空间调度，作为皇帝，你一句话就可以决定今天去打谁、谁去打、怎么打，可文官集团要准备军械、粮草、衣服、药材等各种东西，需要的时间就很多。
郭荣对此并不关心，他很“理想化”的提出要求，如果文官集团完不成，那就要治罪。《旧五代史》中曾记载，“二征南唐”期间，命令左藏库使符令光在入冬之前，为大军准备棉衣。棉衣这种东西，又不是，吹口气就能做出来，尽管符令光尽心尽力的去准备，还是因为未能及时备齐，而被郭荣治罪斩杀！
符令光不是一般人，他的职位不高，可出身门阀世家，祖上从唐末就一直在朝中为官，先后历经后梁、后晋、后周，可谓盘根错节、一荣俱荣。更为关键的是，符令光本人公正清廉、为人谨慎，在岗位上任劳任怨，在同僚中的名声很好。仅仅因为棉衣上缴不及时，就被砍了脑袋，这让其他官员如何思量？大概，不是一句“伴君如伴虎”能说服众人的了。
符令光的遭遇，在郭荣统治之下，不过是冰山一角，几乎所有大臣都面临着“不测之罪”。
也就是说，郭荣在繁忙工作当中，作为官员必须随时待命，他忙的时候未必用到你，可当他用到你的时候，你没有及时出现，那就要治罪！从最轻的降级罚俸，到砍头亡命，不过就看郭荣的心情了。
正是郭荣的“急”，他累死了自己，也寒了满朝文武的心。
另一边，赵匡胤在“义社十兄弟”的基础上，拼命地拉拢禁军势力，该送钱就送钱，该求人就低头，该许诺好处绝不含糊，极尽能事地拉拢人心。所以当“陈桥兵变”发生后，汴梁城中很多文臣武将都态度暧昧，包括张永德，他还是郭荣的妹夫，不仅没有帮助郭荣稳定局面，还主动投靠了赵匡胤。
一句话，人心散了，早就散了，文臣武将，给谁干不是干呢？你乐意当皇帝，你就去当，换个体恤下属的皇帝更好，何况，他还能保证老子的荣华富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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