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红娟的房间里有一只老式的三五牌台钟，平时因为老忘记上发条，所以不知停了多久。
后来还是周学根把它列进了自己的家务清单，请弄堂里的钟表师傅拆开除锈加油，然后自己用干的抹布里里外外擦拭干净，最后拧足发条，这才让119号的楼里重新响起了“当，当，当……”的钟声。
七十年代的时候，三五牌台钟在上海属于紧俏的物资，石库门里谁家要是结婚，五斗橱上必有一只，有些婚期将近，却实在弄不到买台钟票子的，还会跑到邻居家借用，等结完婚了添上几包香烟或是喜糖再归还过来。
朱红娟家的这只三五牌也算是来的颇为幸运，那时候朱父的单位每到年底总结大会，都会用“摸彩”的方法给职工发台钟票、自行车票、电视机票和缝纫机票子，僧多粥少，全凭手气。
结果朱父鸿运当头，从一千多名职工里脱颖而出，摸到了这张三五牌台钟的票子，这可把他高兴坏了，那天下班还特地弯到熟食店，买了一大包猪头肉和一瓶七宝大曲，当晚翘着二郎腿，在晒台拉着几个邻居美美地喝了一顿老酒。
那是个月工资三十多块的年代，一只三五牌就要四十块，对普通家庭来说算的上是“大件”，要添置的话还得省吃俭用。
上海人都喜欢把台钟摆在五斗橱上，配上一块蕾丝花边的白纱布，三五牌的形状有点像座房子，黄色的外壳，白色的圆盘钟面，黑色的时间刻度和指针，钟面上必有一块凸出的玻璃罩子，用一把长着两只“耳朵”的钥匙，插入钟面上像只眼睛一样的小孔向右仿佛拧动，就可以给它上足发条。
因为一次上满可以走十五天，所以这台钟取名叫三五牌，LOGO也是三个“5”，每到整点，便会响起洪亮的钟声，若是寂静之时，这声响能在弄堂里传得很远。
三五牌的台钟质量极佳，哪怕是像朱红娟这样疏于维护的，只需要简单的修理，就可以在三十年后重新担负起精准报时的任务。
清晨四点，钟声响起，周学根和朱红娟像是得到了指令般迅速下床，两人分工明确，一个到灶披间开火做早饭，另一个收拾屋子，准备出门要用的水杯、茶叶、小毛巾等物品。
二十分钟后他们在后楼的餐桌前汇合，一碗用酱油、醋、芝麻香油拌出来的光面就是周学根的最爱，而朱红娟则更喜欢泡饭配腐乳。
两人吃得飞快，偶尔讲两句大块头和长脚的八卦，光盘后再次兵分两路，一个回到灶披间端来放在蒸屉里保温的大肉包子，一个从门口奶箱里取回刚送到的新鲜牛奶，放在桌上便冲着三层阁喊上一嗓子：“茹茹，早饭摆台子上面了，吃好扔到水斗里，我和你婶婶上班去咯。”
周学根和朱红娟的书报亭已经开业快一个月了，当上“小老板”的他们却还是习惯把这场新的征程叫做上班，并且倾注了比以往在毛纺织厂工作时候多得多心血。
两个人骑一辆自行车晃悠悠地从扬州路上的弄堂口出去，此时的路灯还没亮，马路上冷冷清清，只有环卫工人挥动着大扫帚，将上街沿满地的落叶归拢在一起。
朱红娟人到中年，有些发福了，坐在自行车后座自然是不小的“负担”，以至于遇到小上坡的时候，周学根需要屁股离开坐凳，用身体的重量来踩动踏板，但他从来不喊累，也并不觉得自己老婆比多年前在厂子里谈朋友的时候重多少。
五点的通北路集市已经有一部分早餐店摆出了摊头，乌黑黑一口大锅，油条、麻球、粢饭糕在里面上下翻腾，旁边高高一摞的蒸屉冒着阵阵白烟，店家掀开一角，露出整整齐齐的大白包子和烧麦。
这些店铺大多没有名字，要找到它们全凭街坊邻居们的记忆，谁家的大饼底子焦脆，粢饭团加的肉松多，谁家的豆浆浓郁香甜，肉包子用料新鲜，全靠大家伙口口相传，比起花里胡哨的门面，这才是真正的招牌。
对角的街口，周学根把自行车往花坛旁边一放，脚撑支好，再套上一把环形锁，将其与绿色的铁栅栏相连。
朱红娟则是加快动作把书报亭四开面的玻璃门向两侧打开，这亭子不过两三个平方，以红色为主调，搭配四四方方的玻璃格子和银白色线条。
顶上横放一本打开的红面白书，这是全上海所有东方书报亭的标配设计，文艺气息颇重，有那么点戴望舒笔下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巴黎塞纳河岸书摊的味道。
刚把书报亭收拾妥当，马路对面就传来了“叮铃铃”的自行车铃声，来人是邮局的老胡，专门负责给周学根他们的书报亭配送当天的报纸。
“《新闻晨报》，两百份，《法制报》，五十份，《证券报》，五十份，《参考消息》三十份……”
老胡熟练地从后座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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