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更新在十二点）
上一篇是微观角度，主要是分析肖和李的友情线在各自视角是什么样子，心理活动又是如何。
这一篇是宏观角度，来说说出现这种偏见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1、到底什么是‘侠’
肖紫衿和李相夷对‘侠’的理解有本质不同——所以并不是‘夷非黑即白，而肖有灰度’。事实上，夷是抓到了本质，所以凭着直觉坚决不退，肖则是想要追求皮毛的道德优越感，而非道德。
两个人初相遇时都年少，对侠义的理解来源于话本——纵马江湖、快意恩仇、惩奸锄恶就是大侠。
肖紫衿一直都在追求这种‘道德优越感’，一方面不想沾俗务，另一方面只想做那种是非分明、立竿见影、即时就能得到被救助者感恩戴德的事。
但是李相夷对‘侠’的理解经历了两次跃升。
‘侠’的第一个阶段是‘除暴安良’，四顾门刚开始清剿山贼水匪，肃清欺行霸市，制定武林规矩，废止私刑、滥杀，都在此列。
这是农民、商人、世家、皇帝都乐于见到的，所以这个时期他是全民偶像。
‘侠’的第二个阶段是‘除恶务尽’。他发现山贼水匪大多是普通百姓活不下去才落草为寇，所以往上追溯——因为贵族兼并土地、哄抬盐价、囤货居奇、人为加重天灾才导致底层互相倾轧，所以他开始把矛头指向世家。
这时候他是主动利用百川院查案的权力往外牵连，比如说梁家那个案子是拐卖少女，百川院可以端掉人贩子团伙就结案，他非要追到买女孩去贿赂官员的梁子恒头上，理由是从前被拐卖的那些也要救回来——所以肖紫衿说，阻力太大，没有必要。
这时候世家已经开始与他为敌了，但他至少还有皇帝的支持，因为他做的事对维持统治是有益处的，相当于帮皇帝在清理结党和土地兼并。
‘侠’的终极阶段是‘反抗暴政’，与儒家‘为民请命’一起并列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
‘以武犯禁’的本质就是干扰统治，为什么最后却是一种被广为歌颂的，甚至是民族精神的东西？
就是因为统治并不一定是以人为本的。
统治者很容易因为眼前的难题走上违背道德的歧路——打个比方，商鞅变法为了秦国富强，其中有一条是‘设官妓’，短期来看不过是将民间本就存在的现象由官府来运营，但是它相当于告诉民众嫖妓是合法的，进而扩大了女性的悲惨处境。放到今天，如果为了解决人口老龄化，生育意愿下降，就去开放代孕，甚至去打着‘自由’的旗号，但本质就是公开把人异化成商品，是绝对的历史倒退。
统治者永远有无数的‘大局’，因为长期脱离群众后很容易落入各种各样的陷阱。而这种背离人类整体发展的统治手段，反而变成了‘大势’。
这时候就需要最朴素的正义感——人就是人，用各种手段把人物化然后允许买卖就是不行，困难要用别的方式解决。
金鸳盟的合约就是这种情况。因为向世家征税的阻力大，就把手伸向底层，还想要借四顾门的‘大义’名头去美化剥削，所以李相夷说‘我不能退，我退一步就会有千万人无路可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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