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不久爆发的房遗爱谋反案。
永徽四年（653年）年初，高阳公主状告其夫房遗爱之兄房遗直对自己无礼，房遗直乃是贞观名相房玄龄之嫡长子，继承了父亲梁国公的爵位。
由于牵扯到公主，李治便让长孙无忌来审理此案。令人想不到的是，长孙无忌竟然从中牵扯出了一个惊天大案——高阳公主与其夫房遗爱便联络与高宗不和的薛万彻（娶高祖第十五女丹阳公主）、柴令武（驸马、霍国公柴绍的次子，娶太宗第七女巴陵公主），打算发动政变，废掉高宗，拥立荆王李元景（高祖的第六子，太宗的六弟）为帝。
长孙无忌乘机便将曾经与李治争夺太子之位的吴王李恪（李世民第三子）也牵连进来，李元景、李恪、房遗爱、高阳公主、薛万彻、柴令武、巴陵公主等人全部被杀，江夏郡王李道宗（太常卿、礼部尚书、特进）、宰相宇文节（侍中、太子詹事）、安国公执失思力（驸马都尉、左骁卫大将军）、谯国公柴哲威（安西都护）、尚书奉御薛万备等人也因为被牵连而被流放。
在《资治通鉴》和《新唐书》中都认为此案株连甚广是长孙无忌借机打击政敌，滥杀无辜，比如吴王李恪有文武才略，名望素高，当初李世民也以为像自己，有意立为太子。
长孙无忌对其深忌，因此在审问中就暗示主犯房遗爱，房遗爱想要借机免死，就供认与李恪同谋，长孙无忌借机处死李恪。
还有江夏郡王李道宗，曾经参与过开国时征讨刘武周、王世充、东突厥、吐谷浑、高句丽等诸次战役，乃是宗室中与赵郡王李孝恭齐名的重将，深孚众望，因为与长孙无忌、褚遂良关系不好也被流放等等。
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还借吴王李恪之口痛骂：“长孙无忌窃弄威权，构害良善，宗社有灵，当灭族不久！”李恪一语成谶，不过数年之后，长孙无忌就因为在废立皇后之事上与高宗意见相左而失宠，并于显庆四年（659年）被诬谋反而自缢而死，子女也被发配岭南。
显然，无论是房遗爱谋反案，还是后来长孙无忌谋反案，其真实情况都不像史书上描述的那么简单，其幕后都隐藏着许多不可告人的秘密，而唐高宗李治无疑是这些秘密的知情者和最大的受益者。
与相比起读者更熟悉的近古专制皇权（即明清）不同，刚刚进入中古时代的唐初皇权要虚弱的多：没有成熟的科举制度，可供皇权选拔文官的范围很小；庄园制经济下，士族高门手中拥有强大的经济基础和政治资本，皇权也不得不向其做出一定的让步；还没有来得及建立锦衣卫、皇城司等特务机构，不得不使用酷吏这种副作用极大的手段来打击消灭异己等等。
其表现就是在整个唐代宫廷政变多如牛毛，天子鲜有能通过正常手段继承皇位的，安史之乱后许多天子更是沦为家奴的傀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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