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内心得意的不得了,她把碍在她面前的家具一脚踢开,踢向站在家具旁边一动不动的我。
我努了下力,找了下定力,勉强的驾驭了三个柜,装完,又有三个柜,如此不计其数，都不知道自己装了多少个柜了。
只记得搬运工像蚂蚁一样分布在厂里的各个角落，用滑板把家具往货柜里运，川流不息，我们站在货台上拿着本子只觉得分身无术，恨不得有三头六臂。
好不容易装完11个柜，夜幕降临了，我们吃完晚饭匆匆忙忙往厂里赶，只觉得饭还在食道里，有的搬运工精神饱满，有的搬运工的脚步比先前缓慢沉重了些，好像有困困顿顿的感觉，我的精神也有点不集中。
在恍惚的空档，忽然听到什么东西哐当掉了下来，我们跑到货柜里一看发现是一张脚踏掉了下来，不幸的是它正砸在了一个搬运工的头上，那个搬运工用手捂住额头，血从指缝里流了出来，流到了眉毛上，继而流到脸颊上。
几位同事立马扶他到办公室坐下，不一会儿，只见袁主管英姿飒爽的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端足了主管的架子，专注严肃的眼神，审视一切的态度，对每个人状态的监视和掌控，宛如平日风景。当他看到员工伤口时，架子立马溃败了，专注和严肃的眼神转向柔和，仿佛妇人之态，紧皱着眉头。
“谁有纸巾？”
曾珍答到:“我有！”，曾珍立马从抽屉里拿出纸巾递给袁主管。
袁主管接过纸巾走到搬运工的身边说:“怎么这么不小心啊，让我看看。”，随后触碰他额头上的发际，又不敢触碰的样子，仿佛那伤口是长在他自己身上的一样，他强忍着心痛帮他检查了一下。
然后说:“来吧，来吧，快点，我带你去医院包扎伤口。”
袁主管就用他那辆摩托车把他送去了医院。
在那个搬运工被送去医院之后，我们又回过神来装柜，带着一丝丝伤痛在心里，我拿起货单，搬运工们端起滑板，奋战了大半夜货柜都装完了，只剩下几个柜还有几张茶几没做好。于是其他搬运工都下班了，只留得几个搬运工等待，我们这边只留了我一个人。
夜深了，其他搬运工都走完了，空气中只剩下一些扬起未落的灰尘和一丝丝游荡在货台上的木脂的余香。我一个人站在货台上，时而看见一个搬运工推过一张茶几来，搬运工还留有下午的那种歹劲，让我昏睡的精神减退不少。
赶货的季节终于过去了，仓务部跟我们三个部门的人都瘦了一圈，特别是搬运工们，他们干的是体力活，而且搬的都是很重的货，都瘦的脱了像。
有的搬运工开玩笑说:“到了月底叫主管帮我们一人准备一副棺材就够了，我们不要工资。”。
“狗日的,累死我们了,这是要钱不要命了。”贵州大叔搬运工说到。
“这是一斤肉换一百块钱的节奏。我这个月瘦了十多斤,看换不换的一千多块钱到。”
不知道这句话怎么传到了袁主管耳里，对于搬运工换来的是一顿好的待遇。
厂门口有家小酒店，是我们从未踏足的地方，只要进去就要小几百，是我们消费不起，当官的摆事宴的地方，袁主管请所有的搬运工去酒店，满满撮了一顿，搬运工都是些没见过世面的人，毫不顾忌的大吃了一顿，出来时每个人都露出憨憨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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