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蔬菜摆到自家酒楼的餐桌上，那么，不计其数的客人就会接踵而至。
“一定要查清楚，他究竟是从哪里弄来这些新鲜蔬材，最好能把他的这个供应断掉，至不济，也要和他们一样弄来这些新鲜的蔬菜。”
那名店二听了东家的安排，立刻答应一声道：“男女这就去各大行团去打听。”
宋代平民的第一人称，大多都是用男女一词，而“我”这个字，恐怕是在金兵南下之后，才融入华夏文化的。
至于各大行团，乃是类似于后世行业协会的组织，只不过在宋代，他们与官府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有一些甚至还是官府推动成立的。这么做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大同朝廷运转所需的各类物资，只有很少一部分来自于他们的税收，而剩余的绝大多数，都需要从不同的地方采购，为了方便他们采购，也为了方便自己压低价格，官府和官吏本身，都乐意见到行团的成立。
相较于唐朝时期聚拢在一起经营的行团，宋朝时期的行团，由于经营场所不再受到严格的限制，而分布在了更加广泛的地域。这也就导致行团对内部成员的约束能力大大下降，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也拥有了自由竞争的空间和技术保密的前提。基于此，优胜劣汰的商品经济终于在华夏大地上初『露』峥嵘！不过这一好处，却不是行团制度带来的，而是宋朝的经济政策所致。
坊墙倒塌之后得大宋王朝，开始允许商人在更多的地方做买卖，而不是像汉唐那样，集中在西盛东市那样的地方。北宋朝廷对这一历史变化采取了默认的态度，这才为行团制度带来了与时俱进的变化。
但行团制度在宋朝出现了一些弊病，也不能因此就掩饰过去，首先，朝廷和官府，都很乐意通过行团，向其成员摊派赋役，而管理经常从中作梗，压榨盘剥，其间家破人亡者，不知凡几。这就造成行团成员经常将此视为畏途。其次，行团内部各成员之间的约束力自然大大下降，但他们还是一个相当稳定的组织，经常采取约定价格，分摊销售区域等措施，从消费者那里获取垄断收益，更为可恶的是，价格同盟不仅仅会出现在消费市场上，也会出现的原材料市场上，这就让他们的供应商，不得不接受他们的联合压价。最后，就是逐渐加剧的内部竞争，使得行团内的话语权优势越发重要。财大气粗之辈，通常将约定的价格定得很低，或者将一些贫瘠的区域，划给那些的商家去销售，这样就导致商家联名亏损，不得不接受大商家的兼并。
这些特点，所以都是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步骤，也是封建主义统治之下的必然产物，但是，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市场的自由发展，虽然不像西欧中世纪的基尔特那样严重，但也不能是毫无迹象，至少上述三条当中的第二条，就是典型的辛迪加垄断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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