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是极复杂的。首先他感到的是振奋，如此众多的百姓，在大宋这么不利的情况下。还对战事这样关心，难道不是好事吗？民众的觉醒，总比醉生梦死好啊！
但他也感到为难。时局之乱，连民间也知道了，可知民心所向，只是作为朝臣的他，却不便道出真情。不能为民众照亮心灯，反要在民众眼前吹些烟雾，这种违心的事能不叫他痛心？至于百姓的苦，他是料想到一点的，只是实际存在的要比他想到的严重得多。于是，他只能用沉缓的语气，对村邻们说道：
“不瞒众父老，战乱的确难免。会不会祸及家门，靠的是我们自己。所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只要我们把战事看成自己的事，奋起抵抗，将战火扑灭于家门之外，战火自然烧不起来。如果我们把战火当成外地的事，不去奋起抵抗，那就会越烧越近，最终必然会烧到自己屋里来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同心协力。一起把蒙古人赶回草原上去。”
说完以后，便由姜明引着进入内堂，里面早已经备好了饭菜，酒是从江门镇刚刚打回来的。互相谦让一番，大家互相落座。为了表示对文天祥的尊重，姜明只是带了柳七伤和鸿儿两个人，而且这两个人也没有坐下，只是很恭敬的站在姜明的身后。
而文天祥这边，由于杜浒、赵孟荣和邹衍等人都是身怀官职，所以都分别坐下。
咋一坐下，文天祥着急的问道：“国师，你在信中说的可都是真的，皇上真的会来吗？”
姜明摇摇手道：“文大人，先不谈这个问题，有件事在下想先想请教一下我们的状元郎？”
文天祥笑道：“那就先让你卖个关子，但不知国师有何赐教。”
“白鹤飞来牵我衣，东风吹我下渔矶。当年只为青山误，直草君王一诏归。”姜明轻轻的吟起诗来。这首诗正是文天祥所作，倒也不是姜明的记忆力好，而是这几天和鸿儿还有柳七伤为了说服文天祥而恶补的结果。
吟罢，直接问道：“这首诗是不是表达了状元公的‘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情怀呢？”
听到有人谈论自己颇为自得的诗句，文天祥用激动的眼神盯着姜明抑扬顿挫地说完了这番话后，淡然一笑地说：“难得国师这番引证，只是当时写这首诗不过是一时的情怀流泻，未必有那么多的讲究。”
姜明又追问道：“我想请教的是在下的体会。从你的这诗中，我现在觉得你对‘民’和‘君’有一种极不寻常的领悟。”
杜浒在一边哈哈一笑：“国师，我怎么听不出来有真忙深的见解啊！”
文天祥忙制止道：“别急，下官倒要洗耳恭听一下国师的高论。”
姜明笑道：“不敢说是高论，但也不至于是谬论吧。我觉得文大人是把‘君’和‘民’作一体观的。即爱民必忠君。而你的忠君，又是以爱民为本的。离开爱民，就谈不上忠君了。正是这种坚定的民为本思想，才使你在为官为民问题上毫无私欲。这是何等的超然物外！做官，是个刚正不阿的清官；作诗写文章，又是个文采风流的文学大家”
“国师高抬下官了。什么清官，文学大家呀，在下能有那么高吗？国师就不怕折杀文某人？”文天祥忍不住打断姜明的话。“不过，国师有一点讲得很好，对我的启发很大。对‘民’和‘君’的关系，经国师这一说，我头脑里更清晰了。是国师解释得好呀！”
姜明忙道：“看看，给人戴高帽子的不是我，倒是你文大人了。这只是在下的一些浅见还要请文大人给予解惑为盼啊！”
文天祥缓缓地给拿起酒壶给一圈人斟上酒，然后深沉地说：“这十几年来，人在做官，心里却一直在琢磨忠君、为民的问题。特别是近两年常年在外征战，所见所闻，常常觉得要为民，就必须拗君；而要忠君，往往就损了民。”
叹了一口气，继续道“我不是不明白，君、民的最高利益本是一致的。只是朝政复杂，朝廷官员中良莠不齐，而皇上也有一个近朱近墨的问题，常常会出现君、民利益相逆的事。这时，直谏则伤君，不谏则伤民，都是有损于国的。这才使我明白：为国为民，就必须忠君，而忠君，又不能愚忠，必须以百姓、国家的利益为前提，要敢于与奸佞碰撞，要敢于向皇上讲真话，讲逆耳的话。就是丢官，也在所不惜。”
姜明突然听到文天祥说这一段话，不由的心里一震。没有想到在历史或者自己心目中愚忠的文天祥也能说出这种话来，本来借着请教文天祥诗词的间隙，想试探一下文天祥的心理底限，以免到了真的要和朝廷撕破脸或者是要动用强硬手段的时侯，文天祥在一边拉后腿，谁知道会听到这样的言论，心里一时大定。
借故转头和鸿儿他们相视一笑，又回过头来感佩地说：“对，对，就该这么磊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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