怜真心里不由大喜。诬告之罪名不过最多使全真教灰。要是皇帝估计颜面和全真教乃是大教，说不定此小，小事化无了。
但是牵涉和江南宋朝余孽和正在征伐的日本。那么全真教真的是有死无生了，得到一些证据，又在大牢之中取得了甘志泉、王志真等人的口供，顾不得忽必烈正在远征岭北行省，就利用帝师的身份使人快马传递过去。希望能够得到一个满意的结果。
忽必烈正是为了这件事情回来的，亦怜真还不不知道，忽必烈却是清清楚楚的。幼帝传说在日本，怎么会神不知鬼不觉的倒了日本，一直在忽必烈的心里是一个问。亦怜真的这个情报对于忽必烈来说，等于突然在家中抓到天天偷粮食的老鼠一般，心里恨的是咬牙切齿。
在至元十八年新春来到的这几天，一直想的就是如何处理这件事情。其实忽必烈一直都没有往这上面想过，自从亦怜真一点拨。他的心里豁然开朗。
特别是南宋临安献城投降前后，由于受到当时大元的刻意压制，有很多看不到希望的全真道士涌入江南，仕途绝意江南士族和诸多文人雅士很快地与怀着同样心情的全真教相结合。
其显著标志之，就是在两年前所说的宋朝余孽之国师姜明，听说就出自全真教道录樊志应一门。而樊志应正是开平府宫中大阁之下主持释道两教辩论《老子化胡经》真伪，辩论结果道教失败，送入龙光寺削发为僧那十七人其中一人。
其显著标志之二，是一大批真教著述，出自当时的江南文人儒生之手，如《道法心传》出自松江王惟一，《全真清规》出于姚江陆道和，《玄教大公案》出于南宗苗太素，福建人牧常晁则写了《玄宗直指万法同归》，等等。
这一切是忽必烈渐渐放宽对全真教压制的原因之一，但是忽必烈可以忍受全真道教与佛教相争，正如亦怜真所想，对于诬告一事，忽必烈无论结果是怎么样，对双方都不会有太大的处罚。
但是，作为皇帝的他，是绝对不会让参与到政治上来的，更不要说是加入到与自己敌对的阵营当中去。于是，在忽必烈的授意之下。刚过完新年不久，中书省对于此次诬告案的审判结果出来了。却是出奇的严厉。
教唆他人放火提点甘志泉，虚拿马戒指责其为放火之人的知宫王志真明正典刑，斩首示众。提供虚假证据的提点蔡志祥割耳朵鼻子。聚众行凶者殷鹤童、陈道广，先告状的王志玉、陈志用，写状纸的兰德义，虚报烧毁粮食的李德祯等六人流于边远。暗自指使王志真告状的提点蔡志希，还有一起告状的副宫周道旋、贾志柔等三人断放。
本来可以轻易了解的诬告事，竟然杀了两人、流放六人，还有三人入狱。忽必烈这种行为无疑给了佛教一个信号，朕要严整道教，为佛门讨个公道
，在亦怜真的授意下。这时总制院事合台萨哩代表佛教又趁机上奏：“往年所焚道家伪经板本化图，多隐匿未毁，其《道藏》诸书，类皆诋毁释教，剽窃佛语，宜加甄别。”
于是，早有准备的忽必烈又命枢密副使罗、前中书省左丞张文谦、秘书监焦友直、释教总统合台萨哩、太常卿忽都于思、中书省客省使都鲁，以及在京诸僧首，共赴长春宫，会同道教各派领袖，再辩《道藏》诸经之真伪。
《道藏》诸经真伪的甄别工作告竣。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官员张易上奏甄别结果曰：“参校道书，惟《道德经》系老子亲著，余皆后人伪撰，宜悉焚毁。”
忽必烈立即诏谕天下：焚毁除《道德经》外所有的《道藏》伪经。诏令下达第三天，大都周边的《道藏》伪经全部集中到悯忠寺，在朝廷官员和佛教四众弟子的监督下全部焚毁。至此，历经数十年的佛道之争画上了句号。不过那是后话。焚毁《道藏》伪经已经是至元十八年十月的事情了。
且说忽必烈虽然刻意的打压全真道教，但是却也不敢逼的太紧，在这个多事之秋，万一逼的太紧了，道教信徒众多，也怕将其完全逼迫到江南宋朝伪帝那里去寻求出路。那样对于大元在江南乃至中原的统治，也算是一个影响。只能这样暗暗的做着动作。
至元十八年，就在全真教的“岂倦人来到我斋，恐人带入是非来。不争谈是谈非理，误却真闲真乐哉”中慢慢的拉开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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