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们说的都是比较理想的情况。现实中，很多情况下，是做不到的。”郭康无奈地补充道：“而且说实话，怎么区分‘自己人’和‘不是自己人’，也是个很麻烦的问题。”
“是这样么？”朱让娜问。
“我以前也觉得，只要区分华夷，就可以了。但我后来看四爷爷那边的情况，比这麻烦多了。”朱文奎摇头道：“有些人，患难时候就很可靠；有些人，给钱的时候是才能帮忙；还有些人，不但要给钱，还得用武力和法律约束，才能去干活。”
“而且这些不同可靠性的人，很多时候不见得就是用族群来区分的——当年，有些经历过元朝统治的蒙古人，跟四爷爷打北元的时候，比汉人积极多了。但他们的后代，也不见得就和父辈一样，情况比这个要复杂的多。”
“总之，这是个很麻烦的事情，不仅需要完善的制度，还需要一个优秀的领导者。看得多了，我倒是觉得，玩砸了才是常态吧。”
“是的。”郭康点点头：“理想的情况，是腹心地区的汉人都衷心为国，天天操练，还提供产出补贴边地；边地的汉人都忠于朝廷，勤恳戍边，还主动出击，打击胡人，双方团结一致，都去对付外族。”
“但实际上，往往是腹心汉人嫌边地汉人贫穷粗野，认为他们胡化了；边地汉人嫌腹心汉人腐化堕落，认为他们蛮化了。这俩不打起来就不错了，还指望他们看在同胞份上互相帮忙么？”
“这个心态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是宋国的情况了。朝野上下，很多人认为，唐朝出于夷狄，血统上与鲜卑有染，衣冠又沿袭北齐，所以是个胡化的、不纯正的政权。而大宋在这方面，比他做的好得多。”
“说实话，这个是有点让我意外的。”脱欢评价道：“可能是我书看得少，没理解他们怎么想。”
“因为他们想的角度不一样。”郭康解释说：“宋人认为，唐朝的盛世，如贞观、开元之类，只有二三十年就结束了。但大宋立国以来，百多年都是盛世，只此一项，就比唐朝强得多了。”
“宋人看的是经济发展，不是军功，所以自然会有这种想法，实际上也不奇怪。站在他们的角度，大宋确实是自古以来，经济最繁荣、最为富裕的国家。宋国君臣，也深以为自豪。”
“其实你也不用看太多书，先生给你的朱子着作，你看一看，就知道了。”他对脱欢说：“朱熹记录说，宣政年间，朝廷宣传的口号叫‘丰亨豫大’，主张当今是富裕兴盛的太平安乐之世，不需要奉行节俭的传统，而是应该多花钱，显示自己的强盛，这样对于国家反而是有好处的。”
“这是为什么？”脱欢疑惑道。
“这个讲起来就太复杂了。反正，执政的蔡京等人，确实有一套自己的理论。”郭康说：“朝廷里多次有人谈及前朝节俭的政策，他们都能加以辩驳。你要是感兴趣，可以自己看看宋史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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