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包括了大量的佛教信徒,而且,历代对笮融在信佛方面颇有微词,有的甚至加以贬斥。当时的《正诬论》就列举了笮融所犯的佛教杀、欺、盗、酒四大戒条,并由此证明笮融不仅不是个仁慈的佛教信徒,而且还是个少信寡义的邪恶之徒。在后人编撰的佛教发展史都未把笮融列入其中。并常常与何充、姚兴等佞佛者相提而并论。清人王夫之也指出笮融之败在于不遵佛教道义,倘若,笮融真正信佛佛教的话,也不至于身败名裂。
笮融佞佛之说,虽不无道理,但仔细玩味下,颇有些不是滋味。佛教初入中原时对华夏本土文化并无多少“文化优势”可言。汉初流行的黄老之学盛行,后又与神仙方术混同,在儒术独尊之后,鬼神方术亦甚嚣尘上。面对此种现象,佛教初入之时,不得不改变其本来之面目,依附于道术以推行其自身。融合吸收了传统宗教迷信思想的佛教轮回转生说在当时产生了较大影响。无论是明帝迎佛,还是楚王事佛,他们把佛教仍然视为黄老神仙方术之一。而笮融事佛,则真正的开始把佛教与黄老祠祀剥离开来,但是在佛教经典教义尚未翻译推广,佛教的清规戒律也尚为制订完善的背景下,无形中仍然摆脱不了道术的某些陈规陋习,而后人对笮融的评价却往往基于笮融个人的品性,再从后世佛教慈训教义上入手,推证笮融乃是假事佛者,或者对其事迹的厌恶而抹杀笮融佛教发展史上的重要功绩,笮融佞佛之说也就在后世甚嚣尘上。佛家的因果倒是被某些人充分倒用了。
笮融的行径离佛家所言的仁慈信徒相去甚远,并且其主观出发点也未必光明正大,但就其事佛所造成的客观影响来说。在后汉时期,笮融在推广宣传佛教教义,扩大了佛教的影响,及推动佛教向魏晋南北时期经典完备型发展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在客观上不能抹杀其应得的历史地位,在其崇佛佞佛说上,也应该客观看待其人其事。另外,顺带提一句,笮融的宅地也是苏州历史上最早的私家园林,自此风靡后代,也可谓是一段风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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