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8章跑路了啊！
最后，也许是夏洛特吃了这么多却没有‘意外’发生，这才让希帕蒂亚确信眼前的这些菜没有任何问题。她也像夏洛特一样拿起‘棒槌’，走向一个咸黄瓜片夹。
几分钟后，坐在桌子旁边的两个人已经不能说话了。不管是希帕蒂亚还是夏洛特，她们看起来都特别满足，全身心投入了一顿大餐。速度真的没了！
就在夏洛蒂和希帕蒂亚在轻松愉快的午餐气氛中通过聊天逐渐认识的时候，先行一步回到总督府的利比乌斯，在他离开之前，已经根据夏洛蒂的‘交接’代，以总督府的名义向亚历山大所有的国王下达了明确的行政命令，要求所有的国王都必须回到丹吉尔原本崇拜的多神教。谁敢违抗，就严惩不贷，直接剥夺其国王地位和一切公职。(
此外，总督办公室还宣布，将正式任命多神论者坦普罗市长在亚历山大港举行高级别祭祀仪式，
目标是重建埃及的宗教秩序和规则。届时，夏洛特将亲自出席，代表各城邦最高领导人，与宗教界人士协商制定一套解决当下社会日益''挑衅性''的信仰矛盾危机的方案，并将其立法。
当数十名政令阅读者来到亚历山大各大广场和群众聚集区，庄严宣读这两项政令时，立即引发了民众的强烈反响，全城议论纷纷，尤其是对政令所涉及的人。对于当事人来说，他们自然看到了法令表面下的含义，而正是这些隐藏的内容让他们震惊。他们惊讶于新总督如此高效，在试图直接解决敏感的信仰危机时没有留下任何回旋余地，因为没有人比他们更清楚亚历山大的神经现在有多脆弱。如果他稍有不慎，就可能引爆那些失去信仰的人‘粉丝’和狂热的基督徒，后果不堪设想。
然而，那些意识到这种可怕情况的人无意去州长办公室劝告新上任的州长要小心谨慎。其实恰恰相反，他们更愿意以看戏的心态去关注接下来的局势变化，因为对于这些人来说，无论是表现出强硬姿态、很‘任性’的新总督府，还是善于作弄、狂热的基督徒，都不是他们的。他们的朋友只有利益，或者换一种更容易理解的说法，他们只关心敌人。任何试图侵犯这些州内地方豪强切身利益的人，都是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除掉的敌人！
现在看来，这个敌人的身份还没有搞清楚。所以，埃及这些权力最大的人，就像冬眠的蛇，静静地蹲在窝里，尖牙利齿，积聚毒液，择人而食。
但是，毒蛇是致命的，只是潜伏而已。毫无疑问，真正被夏洛特决定的这一纸法令激怒的，是权力迅速上升的基督徒。(
六十四年前，才华横溢、足智多谋的君士坦丁大帝与当时的另外两位苏西尼乌斯和联手。那是丹吉尔历史上一个很有意思的时期，因为当时丹吉尔由六个苏统治，他们共同颁布的米兰敕令，彼此相安无事。彻底改变了几个世纪以来在城邦底层异常活跃的基督教的社会地位。筚趣阁
多亏了这道圣旨，基督教彻底摆脱了它的非法名声，得以正常传教。政局的变化使得原本就在城邦底层民众中拥有越来越大影响力的基督教爆发式扩张。短短几十年，这个城邦的基督徒人数从几十万猛增到四百万！丹吉尔城邦人口约1亿。事实上，真正的基督徒人数必然比表面上的统计数字要多。
基督教的兴盛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但更直接的原因无疑是丹吉尔的社会背景。大量的无产者，包括战俘、农场劳工和城市无产者，在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丹吉尔社会中占据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比例。正是这个对政fu极度不满的庞大人口阶层，使得劳动力不仅没有转化为社会生产力，反而往往成为社会动荡的根源。
虽然社会上不可持续的生活和残酷的剥削压迫者的情况越来越多，几乎瞎子都能看得出来，但丹吉尔政fu这种由一个腐朽的国王执政的政权，不能为了给穷人谋幸福而损害自己的既得利益或赖以获取利益的阶级规则。所以这种来自内部，来自底层的逆流，在持续的反抗中变得越来越难以抑制，但即使是当权者，也为这种可怕的，不受控制的反抗而头疼。
这个以前不受欢迎的宗教，总是宣扬自由、平等和为穷人追求幸福，实际上改变了它的生活方式。虽然从表面上看，似乎基督教还是在煽动人们的意识觉醒，但在实际操作中，很多官员都敏锐地察觉到了一个细微的区别，那就是与最初的不屈抗争完全不同。基督教似乎在有意识地向官方展示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力，同时不断暗示基督教愿意亲近丹吉尔。
这个意外的发现让统治者喜出望外，然后，丹吉尔公爵换个角度去基督教后，发现了更有趣的事情。尤其是在君士坦丁统治时期，他清醒地认识到，用强硬的手段压制这种民间反抗不公平命运的力量，已经是治标不治本。他开始认真思考能否换个思路和平调解社会矛盾，于是他看到了基督教。君士坦丁发现，对于信奉多神教的丹吉尔来说，基督教确实是一种反叛和破坏的力量，但基督教内部却存在着一种统一的、有组织的力量。基督的教义在整个城邦的邪教和信徒之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自由群体契约，而这个完全由信仰构成的契约，对于那些寄托了全部希望的人来说，有着难以置信的牢不可破的作用。基督教内部的这种主导地位让君士坦丁感到惊讶，但同时也似乎找到了一丝灵感。
于是，君士坦丁开始尝试，他开始试图拉拢基督教的上层阶级。当然，一开始这种做法是非常隐晦的，因为无论是为了维护丹吉尔一贯的自由传统，还是为了防止基督教认为这是一种主动的妥协和退让，君士坦丁都无法充分表现出对基督教的尊重。
但很快，君士坦丁发现，他的审慎似乎是多余的，因为经过了几个世纪的漫长时间，基督教的根基虽然没有改变，但与刚诞生时明显不同，尤其是那些最高领袖和大祭司。通过接触，已经证明这些人不再像他们尊敬的祖先那样，通过简单的‘精炼’神谕、信仰影响和不屈的意志来领导教会。他们已经学会用“更文明”的方式宣传他们对血腥杀戮的看法。
总之，基督教不再是野蛮狂热的原始宗教，在政治层面与之进行‘相声’是可行的。于是，君士坦丁经过充分考虑，颁布了米兰敕令，宣布对基督教采取宽容政策，承认基督徒与其他异教徒一样享有信仰自由，并归还过去没收的教堂和教堂财产，免除基督教僧侣对国家的人身奴役义务，规定主教有权审理宗教案件。
这道圣旨所赋予的宽容和特权，让人人喊打的基督教一夜之间彻底翻盘，成为多神教日渐衰落的丹吉尔社会中影响力最大、追随者最多的宗教，成为丹吉尔所有宗教的领袖！
如果说米兰的法令只是让来自下层社会的无知基督徒误以为是虔诚的信仰和上帝的眷顾最终让他们洗清了罪恶，感恩光明，那么君士坦丁大帝主持的在尼西亚召开的“世界大会”宗教会议，在米兰法令颁布12年后，彻底让基督教高层欣喜若狂。因为他们看到了城邦对他们的态度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在之前的十年里，丹吉尔的官员们还在谨慎地观察基督教是否能承担起辅助政府和管理人民的责任，而在这一刻，他们才真正得到了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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