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能是梦魇的继续。
摆在日军总参谋部的唯一战略选择，只能是创造一个有号召力的伪中国政府，与重庆国府在国际、国内分庭抗争，使中日战争转化为内战，并与伪政府签订“和平条约”将侵略成果“合法化”。于是，从北京到南京，日本人在战场上没有实现的目标，就开始要以“和平”的方式来得到了。
“七·七事变”以后，日本政府派中国通喜多诚一少将执掌华北特务机关，其最主要任务便是策划汉奸政权。日本人的本意，是再造一个能与重庆国府分庭抗礼的北洋政府，使中国政局回到1924年以前的南北分裂，实现以华制华。
日方的视线投向了老牌亲日份子——王克敏。王克敏，曾担任清国驻日大使，历绾北洋政府数任内阁财长，在旧中国政坛只是个声名一般的人物。七七事变前夕他蛰居上海，窥视时机。喜多于1937年10月间到上海，通过与王素识的日本人山本荣治向王表示，欢迎他北上组府。王以“兹事体大”致电南京政府的宋子文，转向蒋介石请示，宋复电谓“奉委座谕，北平事可请叔鲁维持”。王遂与喜多同机北上组织伪政府。王克敏的出现，使董康、汤尔和、朱深、王辑唐、齐燮元等一般北洋遗老又纠集到一起，开始了临时政府的筹备。
临时政府原定于1938年1月1日成立，但由于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日本军事当局认为这是国民党政权的溃灭，接着树立华北政权，在政治上具有新陈代谢的意义，于是通知汉奸们提前于12月14日在北京怀仁堂成立。但这个政府始终未能继承北洋政权断灭的合法性，不仅在国际上得不到承认，对日也未以中国政府身份签订任何条约，实质只是个不折不扣的地方维持政权。
日本方面选定了梁鸿志、陈群、温宗尧的三人组合。梁鸿志曾任职过安福国会参议院的秘书长、段祺瑞执政府秘书长，北洋政府垮台后，他闲居家中伺机再起。陈群是梁鸿志的同乡，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大革命时曾任黄埔军校教官、北伐军东路军政治部主任。温宗尧是老牌的反蒋政客，作为唐绍仪的代表走上前台。
1938年3月28日上午10时，在日方的幕后导演下，这个集各派政治力量的“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在南京原国民政府大礼堂宣告“挂牌”。至此，以日“华中方面军”为背景的南方汉奸政府成立。
东京的陆军参谋部就眼睁睁看着自己人搞出两个中国政府唱对台戏吗？
但两权分立最主要的原因是：在日本最高当局的心目中，无论是北京伪“临时政府”的王克敏，还是南京伪“维新政府”的梁鸿志，都不是中国的“第一流人物”，无论在资历、威望、影响及能力等方面，均不足以号召与领导全中国。
恰恰是这个时候，汪的出现了。他让日本人喜出望外。以汪的资历和声望，为调停南北两派、另组一统一伪政府提供了契机。
汪1938年12月18日离开重庆直飞昆明，与先期到达的周佛海、陶希圣会合后于19日乘龙云代包的专机飞抵河内，开始了所谓的“和平运动”。经过1年零3个月酝酿，终于在1940年3月30日“还都”南京，成立了形式上统一的日占区“国民政府”。
为什么王克敏、梁鸿志能互不买账，而汪一个既无地盘，又没军队的后来人，能把南北双方统一到一起呢？最本质的还是所有伪政府都只是傀儡，日本既然认为汪精卫能够助其从中国抽身，实现以华制华，那王克敏、梁鸿志自然不敢有异议。
三个伪政权的合并，使日方彻底从利用北洋政府与国民党的矛盾，转向了利用国民党内部矛盾，北京临时政府降格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国旗”也由北洋时期的五色旗换成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民政府旗，为了区别重庆政府，旗顶多了一条三角黄布飘带，上书“和平、反共、建国”六个字。
伪政府虽然在“国旗”、“国歌”等形式上三位一体了，但由于北京伪政权有很深的北洋背景，与国民党格格不入，所以财政、军事、人事都不受汪派控制。
事实上汪伪的成立，并没使日本人从中国的泥潭抽身。这个政府在成立之初的八个月甚至得不到一个国家的承认，包括日本在内。日本奢望南京伪政权能与重庆合流，事实上，蒋汪的矛盾之深，使重庆方面更难与日本妥协。作为战略的一部分，汪伪南京政府的成立，对日本无疑是不成功的。此举反而加剧重庆政府的抗日决心，日军终没能从中国战场泥沼中脱身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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