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心’，但又不敢放肆；有‘怠心’，但又不敢废事；无‘爱民’之实，但也不肯‘虐民’；无‘向上’之志，但亦不敢‘为邪’，故称之为‘庸碌之人’。譬如州县官，到任之时，便应查此郡县受病标本、施治后先，何困可苏、何害当除、何俗当正、何民可惩、何废可举，洞其弊原、酌其治法，日积月累，责效观成。倘到任时地方是这般景象，离任时地方依旧是这般景象，如此等官，虚享数年俸养，无益百姓，则为‘有无底人’，当斥去之。”
柳忱点点头：“所以，‘以之治事，则多败事；以之图功，则鲜成功’，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不错。《尚书·洪范》有云：‘有猷、有为、有守’，三者需并重，苟且塞责、姑息养奸贻害甚大，如此之清官，其与贪官虽迹不同，其所以负恩误国之罪一也。”柳明诚又补充道。
柳翀在旁边听着也暗自思忖：原来关于庸官懒政此间也是如此看待，这倒没有什么区别。
他突然想起一事，问道：“父亲，提起《尚书》，我倒想起一句来：‘罚弗及嗣，赏延于世。宥过无大，刑故无小。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这其中‘罚弗及嗣’与‘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两句主旨似乎都与《渊律》不同，若‘罚弗及嗣’，便不应有株连之刑；‘宁失不经’之事我也从未听闻。”这个疑惑在柳翀心中藏了很久，他原本以为“罪责自负”、“疑罪从无”这样的思想是受了西方影响才有的，但来到此间读了古书之后才知道，原来这样的思想中国本来就有，但司法实践却又与之相悖，所以他一直很困惑。
这个问题显然有些难以回答，柳明诚也是眉头一皱：“你这问题倒是要费些口舌了。这段话出自《尚书·大禹谟》，此文虽真伪难辨，但其中道理是可取的。
首先说‘罚弗及嗣’。连坐之法始于管子，兴于商君，但自始至今争议之声从未停止。历代《刑法志》对株连之刑都有批评，《汉书》亦称连坐法为‘过刑’，称鼓吹株连之论为‘谬论’，孟子也说过‘罪人不孥’的话，唐太宗也曾经质疑说：‘连坐皆死，岂定法耶？’，甚至就连同为法家的韩非子都是反对连坐的。历代王政均不公开主张罪及妻儿，然历代律法——包括《唐律》及我朝《渊律》在内却均未完全废除连坐之刑，何也？无非两个字：管用！
就以‘族株’为例吧，虽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可君王不过一人，王臣数量亦是有限，这天底下真正在管着百姓的其实是宗族，倘有人犯罪而官府不知便难以及时追究，然而官府不知族人却未必不知，知而不告则全族株连，知而上告则可免族人之过，如此既可震慑宵小、斩草除根，又因鼓励告诘而可使祸事消弭于无形。尤其对于谋逆等大罪，株连之刑的震慑之力不可小觑，极为有效。
况且，既以宗族治世，则难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家族荣光之时既享受了好处，那么落难之日便同样无法避免牵连，此其中亦并非全无合理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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