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人买来的，他们在租界附近开了不少小饭馆，做的主要是码头上的苦力生意，洋人是不来的，不是不想来，而是不敢来，洋人现在还没有权力深入内陆，只能在租界活动。一旦越界，弄不好会跟当地人起冲突，因此除了少数比如传教之类的强烈动机外，洋人很少离开租界，跟中国人的接触以买办为桥梁。
科利确实不会喝酒，几杯高度白酒下去，说话就不太利索了。最后被刘勇强套出了他所有的商业秘密。
他家就是伦敦普通的破落户，他是伯明翰人，据说九世以前是伯爵。他还有个哥哥，两兄弟流落到伦敦，合伙开了一家五金店。科利爱好冒险，鸦片战争后，得知一些人在打开国门的中国发了大财，眼红之下就坐东印度公司的船队来到中国。为了支付船费，给东印度公司打了一年工，在印度服役一年，勉强懂点军事。
为了这单生意，他特意借钱去了一趟印度，从印度给伦敦的哥哥发了信件。自己本人都没敢回去，因为没钱。是哥哥帮忙采购了这批步枪，这批枪在伦敦零售确实一杆15两银子左右，但跟工厂批量采购，成本可以压到12两。最关键的是运费，正常运费确实很贵。但在东印度公司的时候，科利发现了一个漏洞。因为到东方的商船，往往无法装满货物，自力更生的印度和中国根本不需要外来的货物，英国引以为豪的纺织业，在这里打不开市场。
这些没能转载到足够货物的商船，往往因为船期，不得不按期出航，所以越到最后，运费越低。
科利这批货，最后等到了一个好价格，以8000两的运费包运到厦门。相当于每杆枪只有8两，加上成本总共20两，他能净赚10两。
还能这么玩？
果然各行各业，只要你肯用心观察，总能找到机会。更何况这是大航海时代，机会遍地都是。
刘勇强不眼红科利赚钱，反倒觉得这是一个人才。可惜的是，在东方很不适应，一直没遇到机会，如果不是跟刘勇强做了这笔买卖，他已经打算回国了。
刘勇强还打听到一个商业信息，最近所有福建商人正在压货，厦门的茶叶价格猛涨，已经从去年的20两银子涨到了26两银子一担，而且有价无市。科利打听刘勇强有没有渠道，如果这时候能去产区采购茶叶，肯定能发大财。
刘勇强灵机一动：“那我用茶叶跟你结款怎么样？”
科利眼睛一亮：“这当然好了。”
刘勇强道：“我就这么一说，我先回信，有什么结果得明天才能知道。”
“如果是用茶叶结算，我可以等你三天，刚好我去联系一下买家。对了，26两一担，我一会拟合同。”
当天晚上李云梯就宴请了同安县几个茶商。
这些人直言不讳他们确实囤积了一批货，原因是吕佺孙正在搞茶叶改革。
鸦片战争前，茶叶贸易都是走广州一口通商，从福建产茶区走江西陆路，原产地价格不到4两银子，到了广州售价接近10两，但十三行垄断交易卖给洋人则是红茶每担在26两，绿茶24两。洋人也不亏，东印度公司垄断茶叶，卖到英国一磅66先令，3英镑多，当时1英镑就等于1磅白银，茶叶在英国是白银的三倍，东印度公司的茶叶贸易年利润350万镑，同时还给英国政府交纳差不多的税收。
而清政府能得到的十分有限，4两到10两之间的差价，期间经过四道税卡，还有高昂的路费，商人的利润，征税能力实在堪忧。虽说茶叶贸易中，付出最大风险的是英国人，当时10条运输茶叶的飞剪船从中国出发，能抵达英国的不过三四条。但垄断生意让清政府做成这种样子，实在是说不过去。只是肥了大量行商和官员，广州10两到26两之间的差价，十三行是拿不完的，官员至少分走大半，皇帝还得要一份，即便如此十三行依然富可敌国。
鸦片战争后，厦门通商，福建茶开始改走水路进入厦门出口，运输成本大大降低不说，运输距离也近了很多。加上清政府还没来得及重新梳理税务制度，本地茶商狠狠赚了一笔，他们蜂拥到厦门，将茶叶价格压低到了20两银子，快速改变了茶叶贸易路线，让厦门取代了广州成为茶叶主要出口地。
吕佺孙上任后，闽浙总督要求重征茶税，他已经开始筹备，在各个产茶地直接收税，抽税后颁发贩照，持照才能贩运，否则沿途会被查获。
政策刚刚开始，茶商还不知道影响怎样，不知道松紧如何，因此都囤积观望。导致茶价不断增长，从最初的20两快速涨到了26两。
李云梯找来的几家茶商，态度非常诚恳，李云梯提出想找他们买一批茶叶开价26两，结果几个茶商一商量，愿意25两卖给李云梯。
显然他们希望结好李家，李云梯表示感谢，依然坚持26两。
李云梯送来的茶叶第二天傍晚送到厦门，科利和刘勇强一起验货，没想到不但没有短斤少两，还多了不少。科利补上了差价，并提出想要继续跟刘勇强做茶叶买卖，26两1担，有多少他要多少。
刘勇强兴致勃勃返回，以为可以靠做茶叶生意赚差价，结果遭到了李云梯的严词拒绝。说买茶换枪，是公事，他可以办，让他去赚钱，他很生气。
赚钱嘛，不寒碜！
刘勇强搞不懂这种富家子弟的心态，知道他们看不起商人，没想到这么反感。
这件事只能作罢。不过刘勇强后续订购了20万火帽的事，李云梯同意了，可以继续用茶叶抵偿。
对此刘勇强反而无所谓，反正银子都花出去了，还是原价采购，那给钱和给茶，并没有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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