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9月7日，位于陕西西安西郊的秦川棉纺厂属区——秦纺二村暖气管道的施工已近尾声。下午4点半左右，三个民工正披着雨衣刨挖烟囱基座边的出渣道，猛听见镢头下“喀嚓”一声脆响，一片沤烂了的白绸布裹着一块白生生的骨头被翻出土面。民工一惊，忙叫一起干活的工友过来看。
大家的镢头齐下，大块大块的泥土被撂到沟沿，连衣裙、白背心、镂花乳罩、高腰丝袜，骷髅上散乱的长发……一具完整的女尸赫然显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民工们惊叫着扔掉工具，争先恐后地爬上沟沿，一个个面如土色。
泰棉厂公安科科长刘向杰和教导员周利群带领人马迅速赶到现场。
不到一小时，未央区公安局局长兰士伟、副局长孙建瑞带领刑警队队长赵坚及法医等驱车赶到。现场进一步挖掘清理，法医对女尸逐项进行了验定，当即作出如下结论：这是一具完整的女性尸骨，年龄在30岁左右，身高一米六八至一米七0，生过孩子，戴有避孕环具。死亡时间约3至5年，致死原因尚难以确定。但除锨、镢挖刨的新鲜创痕外，骨头没有陈旧性损伤，可以断定为他杀埋尸灭迹。
她是谁？
几千人几乎众口一词地叫出了一个他们曾经熟悉而又变得陌生的名字——方云红！
“方云红”！许多人在念出她的名字时，不由自主地眼眶湿润了。
四年前，1992年9月15日的那个秋夜，在她没有留下一句话、一个字，悄无声息“神秘地失踪”之后，给这家拥有数千名职工、家属的工厂带来多少气愤、苦恼、迷惑和猜测呀！
善良的人们虽然说得云天雾地，但都是描绘着这个漂亮女人的走红和发迹，很少有人把她往坏处想，预测到她的不测或不幸。
肯定地预感到方云红凶多吉少的人，一个是她的顶头上司——托儿所所长，另一个就是她的父母。因为他们不仅感到云红“失踪”的确奇怪，而且深知云红的性格和人品。
1992年9月16日，是个普普通通的星期五。清早上班后，方云红没有像平常那样早早地把教室收拾得干干净净，更没有笑吟吟地站在教室门口迎接孩子。谁也没有见到她的人影，而教室门却开着。
这件不该发生的事使托儿所所长很生气也很奇怪：“怎么搞的！方云红不是这么不负责任的人呀？！”
方云红是她亲自考察、挑选、指名道姓要到托儿所来的。在托儿所，她是优秀的保育员，人长得漂亮，一米六九的高挑身材，皮肤白皙，体态丰盈，脸庞虽说不上艳丽，但端庄耐看，加上坦率、热情、活泼的个性，透射出一股让男子倾慕同时也使女子产生好感的那种气质和魅力。
28岁的方云红已不是不谙世事的纯情少女。她已是曾为人妻、饱受感情坎坷的成熟少妇。一场阴差阳错的婚姻，使丈夫和年仅3岁的爱子离开了她的身边。她痛苦、悔恨而又无可奈何。她到托儿所上班一年半以来极少请病假、事假，从来也没有无故缺过勤，
今天是怎么回事儿？是病了，是家里有急事儿？再急的事打个招呼，来个电话总可以吧？就这么着把三四十个小家伙撒手一扔就不管了？！所长太忙了，她没有时间往深处多想，赶快调整人力把孩子看起来。
第二天是星期六，云红没有来。
第三天是星期日，公休日，不上班，不用说了。
第四天星期一，还没有来！所长气坏了，抓起了电话，一拨拨到方云红她爸爸的工作单位。要通后，刚气呼呼地责问了一句，立即就像鱼刺卡住了喉咙一样哽住了。因为对方的语气也很焦急：“我正想打电话找云红呢，她已经3天没回家了，是不是托儿所这几天忙，加班呢？”
电话挂了不大一会儿，方云红的爸爸骑着自行车，满脸汗水地赶来了。老人听了所长的陈述，想到女儿自强、自信、坦率、诚实的性情，一种不祥的预感猛然袭上心头，他转着圈儿在教室的里里外外看了一遍又一遍，不由得身上一阵发冷，双腿忽地颤抖站立不住……
方云红失踪了！
犹如一泓平静的水面投入一粒石子，一圈一圈的涟漪向四周荡开，复又归于平静。方云红失踪之谜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没有猜出谜底。
1996年4月，家属区采暖用锅炉房破土动工了。全厂职工家属无不欢欣鼓舞。唯有一个尖长脸膛、个子瘦长的男子心惊肉跳，寝食不安。那一声声锨镢挖掘地面的响声，简直像挖在他的肉上。他，就是方云红离婚前的丈夫——王春林。
王春林并不反对给家属宿舍装暖气。他知道家里安了暖气真舒服，既不用生煤炉子，也不用铺电热褥，更不用穿大棉袄。他愿意连手带脚都举起来投赞成票。邪门就邪门在为什么偏偏在那地方——托儿所的西南角竹林草地上盖锅炉房！搞基建的那个工程师真不是个玩意儿！在那块地上挖的不是地基是挖我的命哇！他真恨不得把那锅炉房的设计图纸一把夺过来，撕了，烧了！把那地上划的施工石灰线向东南西北不管哪个方向挪他个十丈八丈远！
他知道在那片荒草地底下埋着天大的秘密，不管墙基还是地基，只要十镢八镢，他杀人埋尸的罪行就彻底地暴露无遗了！
王春林祖籍河南，出生在西安。1982年冬，20岁的他穿上了军装，走进士兵的行列。三年服役期满，他担任了副班长。1986年春天，复员回到西安，被安置到秦川厂。厂武装部长看上了这个小伙子，指名道姓地把他要来当了一名“以工代干”的武装干事。
王春林在部队是军事骨干，抓工厂民兵训练不在话下。他也确实铆足了劲干了一阵子。工作干得有声有色，领导满意，群众也很赞扬。
1987年岁末，他和女民兵方云红相识并相恋。云红的父母是通情达理的父母。他们明确表示对这桩婚恋“不赞成”、“不高兴”，但并不干涉女儿的婚姻。新婚燕尔，王春林、方云红小两口互让互爱，甚感幸福美满。一年后，他们的儿子降生了。
时间长了，婚后的新鲜感趋于平淡，热烈的心绪复归平静。王春林对家庭的责任感开始懈怠了，不老实的本性开始暴露。于是他便打这枪弹的主意。冲锋枪、半自动步枪、手枪的管理极其严格，不但在公安局有档案，有编号，而且上级经常查验，绝对不敢往外偷，那是要掉脑袋的！而子弹却不易控制，尤其打靶训练时，“乒乒乓乓”，多几声少几响谁还去操心数数？王春林决定从偷拿子弹下手。他采取多领少发、少领不发、用少报多等手段，暗扣、私藏了子弹。当一个相好的“铁哥们”向他要几颗五四式手枪子弹“玩玩”时，他大大方方地给了对方。
1992年6月，那小子及其同伴持枪抢劫时，当场被公安机关抓获。公安干警顺藤摸瓜，查获子弹的源头，王春林被逮捕了。由于被偷的那几颗子弹没有死伤人，未酿成严重后果，加上王春林交待得彻底，并主动交出了所有隐藏的子弹，他受到宽大处理，关了几个月，就释放了。回到厂里，武装部，将他发配到生产车间当辅助工。
方云红是个极顾面子要强的女人。丈夫的突然“出事”，使她从幸福的巅峰一下子掉进痛苦的深渊。她对王春林的本质产生了怀疑。她变得郁郁寡欢，成天低着头走路，很少再有欢声笑语。自然，也不愿再和他同床共枕。她不想见到他，看见他就心烦、就厌恶。王春林自知理亏，但生性暴躁，没几天就不耐烦了，先是恶骂，接着痛打，方云红哪里肯让？于是对骂、撕打成了家常便饭。
失去了感情，也就失去了夫妻性生活，而失去理性的王春林妄想用强制手段达到目的，为了不让邻居听见笑话，云红不哭不喊，咬着牙拼命抗拒，又咬、又抓、又踢，身子像蛇一样扭动翻滚，不让他得逞。多少个夜晚，这对昔日的恩爱夫妻常常在床上演一出“强奸和反强奸”的悲剧……
方云红不堪忍受这样的屈辱。她下决心和王春林离婚，一刀两断。王春林坚决不同意离婚，以“要孩子”为杀手锏，妄图逼云红就范。云红舍不得年仅4岁的宝贝儿子，但她和王春林的爱已经死了，她和王春林实在是一天也将就不下去了！于是咬牙忍痛，在把孩子、房子都留给王春林的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
1992年春节，方云红是回娘家过的。她形单影只，孑然一身……
刚离婚时，王春林送孩子来托儿所时总是横眉竖眼，见云红像见仇人似的满怀敌意，还故意对别的保育员大声说：“我的孩子不要叫不相干的人接近，出了问题你们得负责任！”所谓“不相干的人”分明指的是孩子的妈妈云红。后来就不这样了，见人会笑了，会说话了，眼光也柔和了。一个月以后，还时不时地想凑过来和云红搭个话，没话找话地说声“你好！”“再见！”
随着严冬消逝，春风和煦，人们的心绪也开朗起来。王春林正式向他的前妻展开了“春季攻势”。
一次不成，两次；两次不成，三次……王春林向云红展开了“疲劳战”和“攻坚战”，他下决心把这个失去的漂亮女人重新揽入自己怀中。
这天晚上，他独自一人把正要下班的方云红堵在托儿所里，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哭得好痛；“千对万对，都是你的对，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我承认我这个人狭隘、自私、毛病大，可是我请求你复婚并不是为了我自己，主要还是为了孩子。你就忍心看着我以后给孩子找个后妈，叫这么大点的孩子在后妈跟前受气、受罪？你不可怜我，也不可怜失去亲娘的孩子？！”
提起孩子，云红伤心地哭了。
王春林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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