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于教授一样，他喜欢烈的二锅头。我滴酒不沾，自然陪不了他。我们礼貌碰杯之后他也不再强求，只是不会忘记不停地替我夹菜，添加饮料，换果碟，递餐巾纸。饭吃到一半老板进来敬酒，我才知道这家店的装修设计竟然全出自于他手。
他在我心里的分数，还真是没有办法的一路蹭蹭往上涨。
一顿饭，我们边吃边聊，好像有说不完的话，但聊了什么，却都忘记了。只记得我们都吃太饱，出了饭店，他建议走走，我没
表示反对。路灯的照射下，我看见天上又飘起了雪，他撑开了伞，挡在我的头顶。我闻到他身上淡淡的酒味，像是自己也喝了两三杯似的，有些淡淡的晕眩。
“你喜欢北京吗？”他问。
“喜欢啊，”我说，“可惜在这里永远是个异乡客的感觉。”
“你也有这种感觉？”他不太信。
“毕业后能留在北京工作的人很少，要拿到北京户口太难了。所以，无论怎样，都觉得自己是在这里暂住。”
“户口很重要吗？”他不解。
“也许吧。”我觉得我一时半会儿也很难跟一个台湾同胞解释清楚这个问题。再说了，这个问题在此时此刻不仅不重要，而且随时随地会毁掉气氛。
我们经过“王府饭店”，四周除了那幢大楼，漆黑一片。他停下脚步说：“我就住在这里，下次请你进去坐坐，今天实在太晚了。”
“我都不怕，你怕什么。”我故意。
他摸摸鼻子说：“我怕遇到查房。那就有点尴尬了。”
“尴尬啥？”
他说：“到时候还得掏身份证，结婚证。”
“看来你很有经验啊。”我笑。
“我觉得你很欠扁。”他用命令的口吻说道，“过来！”
我吓得离他远一步。而他不过是伸手，替我轻轻掸掉了落在我肩膀上的雪花。然后就拦了一辆出租对我说：“走吧，送你回去。”
“不用麻烦了，我自己回。”
“没看报纸吗，最近有街头大盗，敲了头抢了包就跑。”他一边说着，一边拉开车门硬推我上了车。
依然是送我到学校门口，依然隔着车窗和我挥别。我手里拿着他刚才硬要塞给我的黑伞，第一次体会到什么是依依不舍的滋味。我不知道下一次见他会是什么时候，我们没有约定，所谓的工作邀约，或许不过是他的客气。我转身正要往学校里走去的时候发现车子又开了回来。隔着车窗，他递给我一张名片说：“上面有我的行动电话，打给我。”
我没来得及问什么时候可以打给他，车子已经开走。
我捏着名片回到宿舍，宿舍上铺是空的。孙瑶瑶不知道去了
哪里，还没有回来。和罗有军分手后她变得有些玩世不恭，换着男生约会却从来没有认真过。用她的话来讲那叫“及时行乐”。她已经决定回老家，他爸爸在当地给她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而我父母也盼着我回成都，在他们的眼里，能天天打麻将的成都就是全世界最好的地方，北京城除了大点以外一无是处。
不过还好，他们还算尊重我的选择，只要我开心就好。所以，当我拿到留校的机会的时候，他们也没有表示强烈反对。
宿舍里已经熄了灯，我点着手电筒认真研究了一下他的名片：“宸啸广告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下面是公司的座机，还有他公司电话号码以及他个人的大哥大号码。”
宸啸？
他的笔名吗？
我心里有那么多的问题，却一个都不能向他问起。我是一个穷学生，连中文BP机都买不起，如何理直气壮跟“大哥大一族”联系呢？
如果他想找我，自然会来找我，不是吗？
那一周，我得到最坏的消息，我申请留校的要求被拒了，这就意味着，我来不及准备考研，如果没有北京的单位肯接收我，我
最大的可能就是被分配回成都工作。至于工作好不好，可能就全凭运气了。
“再想办法。”孙瑶瑶安慰我，“总不能一颗树上吊死。再说了，你是金子，走到哪里都会闪光的。”
人最无助的时候，任何安慰其实都是徒劳。
好几次，我经过宿舍大门，看到那个黑色的电话机，我都很想给他拔一个电话。但是我没有。就算拔通了，我想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我们本来是陌生人，他没有义务要承担我的不安和痛苦。这对他来讲不公平。
更何况，我从来都不是一个擅长倾诉痛苦的人。
期末考试的前两天，于枫来学校找我。他告诉我现在有一家新成立的报社，他们出版社的总编辑正好调过去负责，他想去帮我疏通疏通，想想办法，看看我能不能去做记者。
“别太为难了。”我说。
“我就这点薄面，有啥好为难的。”他埋怨地说，“倒是我爸，这几年你帮他做那么多事，你工作的事他应该上上心。明明说好的留校，怎么会事到临头还出状况了呢。”
“于教授很上心了。”我说，“是我运气不好。”
“我不评价。”于枫固执地说。
我和齐啸没有再见面。或许是出于奇怪的自卑心理吧，直到期末考试结束，我都没有打他的电话。放寒假我回了四川过年，亲戚朋友好一阵热闹，但我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孤单感，像缺失了一块什么重要的东西，无法圆满。
大年三十，挂了孙瑶瑶和于枫的问候电话以后，我终于鼓足勇气拿出名片给他打电话，想祝他新年快乐。
然而，他的大哥大电话关机。
他早就忘了我吧，在那些逐渐稀薄的记忆里，或许我连个剪影都算不上。我在盆地，他在宝岛，我们隔着那么遥远的今生今世注定无法跨越的距离。我很清楚地知道，唯有清醒，足够的清醒，才是唯一能够拯救我自己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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