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徽州城，也称之为抱城，四面环山，层峦叠嶂，城在山中，山连城，城连山。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与外界的沟通靠的是一条弯弯的山路，打通关节，山路相怜。之所以称之为天路，是因为路在天际。公路都在山腰，盘山而上，绕山而下，像一条长蛇。城里有楼，楼比山高，楼的旁边还是楼，鳞次栉比。住里面的人想出去，想去山外讨生活，即使知道山外有山楼外有楼也挡不住，大山深处的城市不是一无是处，而是辉煌有加。十里洋场，不只是上海香港的专利，至少这个城市的人是这么认为的。自以为是夜郎自大也好，热爱故土热爱家乡也好，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自信。这里的人都非常自信，在悬崖峭壁上筑路。这里的人嫌上海男人小家子气娘们似。这里的人，都非常有个性，即使是城里人也带山里人的烙印，这里的人都不会精打细算，也不斤斤计较。这里的人都讲义气忒豪爽。
七里庄和徽州城之间的距离有30多公里，百里不同俗，不仅仅是因为有距离，而且还因为有个性。村庄四周都是死火山，像皇帝老儿的陵，更像天边的云。村里的房屋都不像样，无法形容其简陋程度。之前，这里有海，海边有建筑物，富丽堂皇，那年那月，地动山摇，海枯了，山红了，村庄成了废墟。现在，从村口到村尾都是茅草屋。
那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在一片打倒什么什么的喊声中，一个男孩来到了这个世界，他上面有三个哥哥，二个姐姐。七里庄及该男孩家并没有因为这个初来乍到的男孩而兴奋，相反，为又添了一张天天要吃的小嘴，又多一份负担而郁闷。孩子降生，张父的额头就多了一道皱纹。也没有什么办法，只能凭仅有力量来养活。既来之则安之，躺在血泊中的女人翘起干裂的双唇想说却说不出来，丈夫低头，摇了摇脑袋，点点头。张父绕到床边，轻轻地放下襁褓，双手压住被角，歪腰，像翼子板似的。喝奶之后，孩子睡了，小脸显一丝微笑，似乎很满足，像轮胎，更像玉米棒或者冬瓜。几天后，父亲给男孩取名张末春。顾名思义，大概有这么一层意思：最后一个了，再也不要了，希望送子观音别再往这里送了。与其求送子观音，不如去卫生院。几个月后，张妈在张爸的陪同下，上乡卫生院做了绝育手术。
白驹过隙，一眨眼十几年，即使邻家有女初长成也让爸爸妈妈高兴不起来。在张末春高中毕业后的第二个春天，一天晚上，村口，鞭炮齐鸣，锣鼓喧天，村庄沸腾了，树梢，缺边的破喇叭没有走音，喇叭里在播新闻，好像上面出事情了，隐隐约约听到四人帮三个字。张家客厅，三条凳子，二条是瘸腿的。一张桌子，只剩三条腿，桌子面被戳了一个大窟窿。墙壁挂一幅画，一人在画上，那是大队革命委员会给的。画旁边配一副对联，那是张末春的大作。
坐在凳头上的妈妈低头，哈腰，挑选黄豆种子，哗，黄豆四散，满地爬滚，她说：你现在书也不念了，到北京上海打工煎油条又做不下去了，今后怎么办，家里这么穷，你们兄弟几个都是光棍。
妈妈的话，刺着他了，像刀子。话音刚落。扑通，张末春跪倒在地声泪俱下，说：妈妈，你就让我去当和尚吧，与其在家也是和尚一个，还不如让我出家做和尚
丢下簸箕，妈妈拽他，她把儿子扶起来，紧紧地搂在怀利，拥抱长的比自己高大的孩子，不仅仅有累，而且还有万分痛苦，她失声痛哭，说：你是妈妈身上掉下的肉，我怎么舍得你去当和尚。
儿子低头不言语。
扯下围裙，擦干儿子的眼泪，她哽咽，说：洗洗睡吧，明天还要下地。
儿子拾起地下的簸箕，和妈妈一道，把地下的滚来滚去的黄豆赶回簸箕，放下簸箕，他转身，回房，扭头说：妈妈，你也早点休息。
屋外，安静下来，敲锣打鼓的村民散了，村口的喇叭哑了，大伙都睡了。
张末春躺在地上，褥子底下是一堆稻草，那是去年冬天爸爸晒的，家里的床铺不够多，只能睡地铺。他摊开被褥，钻进去，像地窖里的土豆。才从大都市回到七里庄，一模后脑勺，满脑子都是繁华，拉下眼帘，眼前全是这一条那一条的大街小巷。大街上，车水马龙，公交车，小汽车，自行车在路口红绿灯处排队，像搬家的蚂蚁。地铁站，呼啸而来的列车进站出站，乘客占满扶梯。像蜂箱边的蜜蜂。小巷里，人来人往，游人如织，推着童车的阿姨和推着老人轮椅车的大妈都显得非常年轻，她们的额头没有皱纹。不像妈妈那样。上海繁华，外滩气派，超凡脱俗。像蒙娜丽莎，又像西施。这感觉一直跟在自己身后，像影子一样。南京路寸土寸金，遍地是黄金，一点不假，不是亲眼所见恐怕无法体会，所见所闻或者所作所为无不让人感慨，欲罢不能，像饭没有吃饱似的。可是，那是那一堆人的环境或者所有，跟自己没有半毛钱关系。在上海打工要文凭，有文凭是爷，没有文凭是孙子，有文凭就活蹦乱跳，像鲤鱼一样，没有文凭就是虫子，像屎壳郎。有高中毕业证书，没有大学毕业文凭，高工资的活与他无缘，只能在饭店、工地干一些工资非常低且工作内容挺危险的体力活或苦力。虽然动过买张假文凭蒙一下的念头，而且买文凭的钱也绰绰有余，但是思前想后还是没有办。不办，肯定找不到称心如意工作，办，心里不踏实，几次三番挣扎之后，选择离开上海，和房东大吵一架之后，做出了和上海说白白的决定。在一个月高风黑的晚上，孤身一人的他爬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像幽灵一样。北漂的人都涌到北京，如潮水一般。在期望中度日如年，栖身地下室。被称之为蚁族。虽然不知道自己算不算北漂，但是心里总想着有出人头地的一天。他渴望着，像嗷嗷待哺的婴儿。来到天安门广场，看着这个从小需要仰头才能看到的挂在墙上的天安门，终于见到真的了，热血沸腾了半天。他转身，低头，不知道路在何方。来到北京之后，运气还算好，不到一个星期工作就有了着落，在北京大学旁边找到一份煎油条的活儿。白天在摊点煎油条，烟熏火燎，为了有个落脚的地方，咬咬牙坚持下来。晚上去北京大学旁听，混成大学生，园自己的一个梦，弥补缺憾。这等好事让他从梦里笑醒了好几回。一转眼，新学期到来，学生猛增，油条店生意每天火爆，生意越来越好，老板却一天比一天吝啬，没有半点再招员工雇人的念头。人手紧，工作量大，一天比一天累，半夜起来加班是家常便饭。吃饭的时候，吃着吃着都会睡着。到了教室，一坐下就呼呼大睡，一睡就睡到下课，都不知道同学什么时候走的，更不知道老师讲了些什么，即使班上睡觉的不是个别也不能这样混了。离开北京之前在上海干过的最正儿八经的活是在饭店餐馆传菜，说炒菜是技术活未必有人相信，说传菜是技术，即使说得牙齿出血也不会有人相信。如果说离开上海是因为没有技术，那么离开北京就是因为技术太好了。日子过得飞快，像翻书一样。日子过得乏味，像翻烧瓶似的。看到油锅就恶心。想起烧饼就反胃。他决定离开北京。海南天北转了一圈之后，他又回到了七里庄。家里怎么会这么穷，不用说跟上海北京比，即使跟沿海的农村比，也是差距太大了。怎么改变家乡的面貌，何德何能啊。唱歌，喊喊口号谁不会啊，村口那个大喇叭一天到晚不息着，哇哩哇啦。祖祖辈辈都无法改变的穷山村，安个喇叭就把草窝变成金窝窝了，可能吗。是异想天开还是现实一点，他不得不做出选择。父母亲年纪越来越大，几个兄弟都因为穷娶不上老婆。这样下去的话，不是穷死，而是闷死。想来想去，他觉得不能留下，要离开这个地方。碾转反侧，稻草上浮，被褥下沉，盖一半稻草一半被褥，他蜷缩着，像一条受伤的狼。鸡叫三遍，他还是没有合上眼睛。
第二天，张末春告别母亲，来到少林寺。这个少林寺不是电影里的那个少林寺，也不是现实中的那个，而是可有可无的那个，它们只是同名而已。
在大殿旁边，有简易房屋，蓝色铁皮屋顶，白色墙，门都关着，像集装箱似的。不远处，几台挖土机在工作，轰隆隆，轰隆隆，像虎在咆哮，抓斗甩来甩去，像在空中挥舞的手臂。通向厢房的通道被铁皮围起，路面不那么干净。房间，很安静，门窗紧闭，四周靠墙都是椅子，中央什么都没有，像空心汤团，房间里，香烟缭绕，挂一空调，插座上的电子香戴一顶小红帽，仿佛在燃。坐在椅子上的师父问：为什么要当和尚
眼眶里像打下两根百米大厦的水泥桩，扑通，跪下，他说：求学，寻找出路，不饿死。
师父上前一步，扶他起来，转身，拿起一本书，递到他手里，说：拿着它，出门，右拐，走到底，有人会接待你。
他起来，接过那本书，低头，瞥一眼，转身往外走，边走边扭脸，欲言又止。
师父挥挥手。目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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