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独孤伽罗派心腹入宫向丈夫进言:“大事已然,骑兽之势,必不得下,勉之!”妻子一句话点破了杨坚的处境,也给了杨坚最大的支持和鼓舞,他顿下决心:开基立隋。关键时刻,独孤伽罗巾帼不让须眉,表现出了果敢善断的政治家气魄。
杨坚即皇帝位,建立隋朝,三天后即册独孤伽罗为皇后。独孤皇后通达书史,聪明过人,每次隋文帝上朝,她必与之同辇而行,至殿阁而止,派宦官跟随而进沟通联络,“政有所失,随则匡正,多有弘益”。待到文帝下朝,她早已在等候,夫妻“相顾欣然”一起回宫,同起同居形影不离。在平常生活中,她一有闲暇便手不释卷,学问不凡,隋文帝对这位爱妻是既宠爱又信服,几乎是言听计从,宫中同尊帝后为“二圣”。所以,开皇年间的政治决策,很难分得清哪些是隋文帝的主意,哪些是独孤皇后的的主意,而她的政治影响力也不仅限于影响隋文帝而已。
高熲父亲原来是独孤信家的宾客,在独孤家落难时,高家依然和独孤皇后保持了亲密的联系,高熲的才干和品德,都很得独孤皇后赏识,故大力推荐给隋文帝。所以,当隋文帝建隋之初,就立即委以重任,而高熲位居首辅十余年,经历多次政治风浪,始终履险如夷、不动如山,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有独孤皇后这一坚强靠山,以至隋文帝把他当家人看待。高熲地位的稳固,对隋朝具有重大的意义,换言之,高熲能够在复杂的政治局面下最大程度地施展抱负、发挥才干,固然有赖于他强大的个人能力,但是,独孤皇后在宫中的支持与协助,应当也是重要因素。
独孤皇后在废长子皇太子杨勇,立次子晋王杨广的储君决策问题上,发挥了关键性作用,隋文帝夫妇曾对长子皇太子杨勇寄予了很大的期待,但杨勇向来行事率性、不拘小节,与隋文帝夫妇一贯严正的作风相冲突。杨勇喜好声色,而东宫没有嫡子,尤其是不善待太子妃,引起了独孤皇后强烈不满,杨勇这一系列行为,严重违背了独孤皇后重视嫡长、重视世家门阀联姻关系、保证宗法权力的稳定过渡的政治理念,其后太子妃暴死更是加深母子裂痕,独孤皇后开始虑及身后权力转接的大政。
夫妻俩向来喜爱的次子晋王杨广,才智出众、素有抱负,杨广不仅在平陈统一战争中表现突出,之后在镇守江南期间为稳定刚刚统一的江南局势颇有成效、政绩突出。杨广“阴有夺宗之计”,苦心经营多年,他虽位高权重,但始终表现得作风简朴、不好声色、礼贤下士、谦恭谨慎,由此赢得了朝野赞颂和隋文帝夫妇的欢心。在皇太子和晋王表现此消彼长的权衡下,独孤皇后终于狠下心来,利用自身强大影响力,策动了开皇世的易储大政,上以动至尊视听,下以揽权臣智力,竭其权智终至完成其“外预朝政”的最大之作,从而导致富强的隋朝二世而亡,因此不少史家学者,也把隋亡责任归咎给独孤皇后。
独孤皇后于永安宫奄然而逝,这对垂暮隋文帝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她的死标志着其大展宏图时代的结束,皇后崩年五十九,“年过五十不称夭”,在当时社会条件下也不算低寿。然而时年六十二岁,和她整整做了四十五年夫妻的隋文帝,仍像个热血冲动的热恋少年,纵情而放肆地追怀着他深爱的妻子,其用情之深、思恋之苦,实在让人不忍卒读。
也许是皇后从病发开始起,隋文帝早已失魂落魄得人尽皆知,皇后刚刚去世,非常善于把握上意的着作郎王劭立刻上书安慰文帝称:皇后是圣德仁爱的观世音菩萨下凡,她的死亡只是在诸天神佛的迎接中归位而已,隋文帝读后,“且悲且喜”。另一位天竺高僧同样声称皇后是被诸神佛迎接到西方阿弥陀净土,悲喜交集的隋文帝激动之下赐物两千余段。这种数额的赏赐一般只有身死王事、忠义节烈立下巨大功劳的人才能得到,要何等深厚的恩爱之情,才会让他傻傻地用这种不经之语来麻醉自己。
独孤皇后的丧事规格之高,是异常罕见的:皇后丧事由尚书左仆射杨素亲自负责。杨素不仅要统筹安排丧葬各项事宜,而他身为宰相居然带着人马日晒雨淋,亲自到荒郊野外之中为皇后寻找福地。不仅如此,选好地址为皇后建设山陵时,杨素始终坚持在第一线,凡事亲力亲为、辛苦不已,连隋文帝都被他感动了。隋文帝后来在表彰杨素的诏书中称,杨素为皇后寻访山陵办后事的功劳,比他南征北战平戎定寇的功绩还重要。
独孤皇后去世才一年多,丧妻后失魂落魄精神不振的文帝也一病不起了,临终前,时日无多的老皇帝温柔地抚摸着皇太子的头,对负责营建山陵的大臣何稠,又似嘱托又似自白说了这样一段话:“你曾经安葬了皇后,如今我也要死了,你同样要用心安置,嘱咐这么多是为什么呢?只是因为忘怀不了皇后啊!如果灵魂真的有知觉,一定要让我们夫妻在黄泉之下团聚。”文帝去世后,根据其遗愿与皇后合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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