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排长的这个行为，非常类似于下属给领导拍马屁。他是病区里最有眼色的病人，我每天刚进入病区的时候，就看到他已经拿着扫把和簸箕站在我的门前了。等我打开门，然后我去工疗室参加晨交班的时候，他就给我清扫卫生，等我回来的时候，地面已经拖过而且干了，办公桌上也擦得干干净净，并且所有的物品他也给我收拾摆放好了，字纸篓里也清洁干净了。
这时，他总是站在我办公桌的对面，很认真地看我压在玻璃桌板下面的一些照片等。直到我对他说：“郭排长，你干的真好。”
然后我会发给他一支烟，他把烟放在鼻子前闻一下，然后夹在耳朵上就离开了。
其实我知道，郭排长的睡眠不怎么好，他每天很早就起床了。所以，夜班的护士就安排他把办公区的所有房子都打扫干净，而我的办公室在病房的最边上，郭排长把其他办公室打扫完以后，我也就差不多到病房门口单位了，正好能与他站在我的办公室门前的时间对上。这个几乎已经成为了郭排长到我们病区后的一个习惯了。
我最后一次审查了自己的催眠方案，确信可以开始，就进入了最后的准备阶段。
我请护士帮忙，把会客室的那个长沙发搬到了我办公室的窗户下。如果是阳光明媚的时候，人坐在这个沙发上，后背正好在阳光的普照之下，很温暖很舒适，感觉还很有诗意和一种圣洁的仪式感。我很为自己选择的这个位置而感到满意。如果再把窗纱拉上了，就有一种很氤氲的氛围，很适合闭上眼睛做一些遐想。
我还从洗衣房借来了一套淡蓝色的干净床单，那是以前淘汰下来的床单，现在都被用作杂物使用。我把床单铺在沙发上，还准备了一个淡蓝色的靠垫，那样就可以让人很舒适地躺在沙发上。
我自己还半躺在沙发上面测试了一下，如果放上轻柔的音乐，在五分钟左右就会产生昏昏欲睡的感觉。
最后，我到康复治疗中心找到阿曼古丽护士长，向她借了一盘轻音乐的磁带和一个小录音机。那时候我还没有真正催眠所需要的全套正规设备，单位既无能力给我购买，我自己也买不起，一整套完全适合做催眠疗法的设备少则十几万块，多的大概要几百万块。我为了做好这个科研课题的前期功课，还专门联系了在市上当领导的同学，找了一个工商局的副局长，以安全检查的名义，去了几个美容医疗会所偷偷看了他们的催眠美容设备，一问价格让我咂舌。
所以，我只能因陋就简，把单位能找到的和能用得上的物品都从其他部门翻找来，总务科的、信息器械科的、药剂科的、门诊部的和康复治疗中心的。好在我这个人还算是比较有人缘的，那些哥哥姐姐们对我的支持力度非常大，所有我需要的东西都找齐了。
当一切准备好了以后，在经过安排的情况下，把我周日排上了值班。值班表就在我办公桌的玻璃板下压着，郭排长每天给我打扫完办公室，总要等在我的桌子前，似乎是专门等我发给他一支他不怎么吸的烟。他高中文化识很多字，所以他能看到这张值班表的，也能够知道我哪天值班。
周日的早晨，我照旧在路边的小吃摊上，买了一杯豆浆和两个油条，站在人民广场的班车站等着班车。看到小任师傅的班车准点到达，上车就给了他一支烟，谈笑了几句，我就坐到了最后一排的位子上。我最喜欢在班车上人最少的位置坐着，只是为了把早晨起的太早而损失的一个多小时睡眠在车上补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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