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花了一个星期才下定决心去找尼古拉斯·德·朗方。
我穿上那件红色天鹅绒衬毛皮的斗篷和衬毛皮的绒面革靴子，沿着村子蜿蜒的主街朝旅馆走去。
尼古拉斯父亲开的店铺就在旅馆对面，但我没看到也没听到尼古拉斯的动静。
我身上的钱只够买一杯酒，正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旅馆老板走了出来，向我鞠躬，在我面前放了一瓶他最好的陈酿。
当然，这些人一直都把我当作领主的儿子对待。但我能感觉到因为狼群的事，情况变了，奇怪的是，这让我比平时感觉更孤独。
但我刚倒第一杯酒，尼古拉斯就出现了，他在敞开的门口像一团绚烂的色彩。
谢天谢地，他穿得没之前那么精致了，但他身上的一切都散发着财富的气息。丝绸、天鹅绒和崭新的皮革。
但他脸红得好像刚跑过，头发被风吹乱了，眼睛里充满了兴奋。他向我鞠躬，等我邀请他坐下，然后问我：
“先生，杀狼是什么感觉？”他把胳膊交叉放在桌上，盯着我。
“先生，你为什么不跟我讲讲巴黎是什么样的？”我说，马上意识到这听起来有点嘲讽和无礼。“对不起，”我马上说，“我真的很想知道。
你去上大学了吗？你真的跟莫扎特学习过吗？巴黎的人们都做些什么？他们都谈论些什么？他们都想些什么？”
他轻声笑了笑，回应我这一连串的问题。我自己也忍不住笑了。我示意再来一杯，把酒瓶推向他。
“跟我讲讲，”我说，“你去巴黎的剧院了吗？你看过法兰西喜剧院的演出吗？”
“很多次，”他有点不屑地回答，“但是听着，驿站马车随时会来。会很吵的。请允许我荣幸地在楼上的私人房间为您提供晚餐。我非常愿意这么做”
我还没来得及绅士地拒绝，他就把一切都安排好了。我们被带到一个简陋但舒适的小房间。
我几乎没在这样的小木屋待过，一下子就喜欢上了。餐桌为稍后的晚餐摆好了，炉火让房间真正暖和起来，不像我们城堡里熊熊的大火，窗户厚厚的玻璃干净得能看到雪山上方蓝色的冬日天空。
“现在，我会告诉您您想知道的关于巴黎的一切，”他愉快地说，等着我先坐下，“是的，我上过大学。”他微微冷笑，好像那一切都很可鄙，“我确实跟莫扎特学习过，如果他不需要学生，他会告诉我我没希望的。
您想让我从哪儿开始讲？城市的恶臭，还是地狱般的噪音？到处围着你的饥饿人群？每条小巷里准备割你喉咙的小偷？”
我挥手把这些都撇开。他的微笑和语气很不一样，他的态度坦率而吸引人。
“一个真正的巴黎大剧院……”我说，“给我描述一下……是什么样的？”
我想我们在那个房间里待了整整四个小时，一直在喝酒聊天。
他用湿手指在桌面上画出剧院的平面图，描述他看过的戏剧、着名的演员、林荫大道上的小房子。很快他就描述起整个巴黎，也忘了愤世嫉俗，我的好奇心激发着他，他谈到了西岱岛、拉丁区、索邦大学、卢浮宫。
我们聊到更抽象的东西，报纸如何报道事件，他的学生朋友如何在咖啡馆里争论。他告诉我人们不安分，对君主制不满。他们想要政府变革，不会再长久地坐以待毙。他跟我讲了哲学家，狄德罗、伏尔泰、卢梭。
他说的我不是都能理解。但他语速很快，有时还带着讽刺，却给我呈现了一幅非常完整的当下的画面。
当然，听到有学识的人不再信仰上帝，他们对科学更感兴趣，贵族和教会都不受欢迎，我并不惊讶。这是个理性的时代，不是迷信的时代，他说得越多，我理解得越多。
很快他就讲到了狄德罗主持编纂的《百科全书》。然后是他去过的沙龙、酒局、和女演员共度的夜晚。他描述了皇家宫殿的公共舞会，玛丽·安托瓦内特和普通人一起出现。
“我跟您说，”他最后说，“在这个房间里讲起来比实际情况好太多了。”
“我不相信你，”我轻轻地说。我不想让他停下。我希望一直继续下去。
“这是个世俗的时代，先生，”他说着，从新一瓶酒里给我们倒酒，“非常危险。”
“为什么危险？”我低声问，“迷信的终结？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
“先生，您这话像个真正的十八世纪的人，”他微笑着，带着一丝淡淡的忧郁，“但没人再珍视任何东西。时尚就是一切。甚至无神论也是一种时尚。”
我一直都很世俗，但不是因为什么哲学原因。我家里没人真的信上帝，从来没有。当然他们嘴上说信，我们也去做弥撒。但那只是责任。
我们家真正的宗教信仰很久以前就消失了，也许成千上万的贵族家庭也是如此。甚至在修道院的时候我也不信上帝。我信的是我身边的修道士。
我试着用简单的语言跟尼古拉斯解释，以免冒犯他，因为对他的家庭来说情况不同。
就连他那贪婪吝啬却让我暗自钦佩的父亲也非常虔诚。
“但人没有这些信仰能活下去吗？”尼古拉斯几乎悲伤地问，“孩子们没有信仰能面对这个世界吗？”
我开始明白他为什么这么讽刺和愤世嫉俗了。他最近才失去了旧的信仰。他为此感到痛苦。
但不管他的讽刺有多让人沮丧，他身上还是散发出巨大的能量，一种无法抑制的激情。这吸引了我。我想我爱他。再喝两杯酒，我可能会说出像那样绝对荒谬的话。
“我一直都没有信仰地活着。”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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